从韩信胯下之辱到佩剑之风，为什么屠夫只欺负韩信？

韩信的成名之旅是先抑后扬的，特别是他所背负的胯下之辱，更是成为了后世的典故。《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

“淮阴屠中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也就是说淮阴中有一屠夫欺负韩信，起因是因为韩信佩剑，故而屠夫想要取笑韩信，看看韩信是否敢拔剑刺杀。

韩信胯下之辱

剑属于兵器，更是古代冷兵器时代的短兵之王。要追溯其历史最早可见于黄帝时期，《广黄帝本行纪》中描述“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黄帝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期，所以剑被称之为兵器之始祖也并非毫无道理。同样因为是短兵器，所以剑的特点也很明显，携带方便而且用之迅捷，这也是为什么“故历朝王公帝侯，文士侠客，商贾庶民，莫不以持之为荣。”的原因。

青铜剑

商朝时剑则有了制作的记载，剑所用的原材料是铜，而且最早的剑是作为辅助武器的，而不是主要作战兵器。直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崛起，才让剑占据了武器榜单的重要地位。如后世所见的很多著名宝剑，都是出自于春秋时期和吴越两国。剑本身就以迅捷出名，因此后期剑也发生了一段不断加长的历史，到了西汉时期更是长达三尺。但奇怪的是，作为兵器的剑，为什么古人喜欢佩戴在身上？而韩信又为何因剑而受辱？

剑的实用性不断改变

论起历史之中的名剑，不得不提到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吴越春秋》中记载“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可以说剑的兴起有一半在春秋。吴越两国之所以能在春秋时期迅速崛起，其中就有剑作为主要武器的原因。《史记》中记载“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这也就是说吴国原本并不会车战。

春秋时期战争

春秋时期中原大国之间的战争都是以车战为主，但这在吴越地区却行不通，因为吴越地处南方，多以山地丘陵以及湖泊为主，而且吴越两国之间多以水战出现，这也就导致车战不再实用，转而为步兵交战。这时候剑的作用则得到发挥，作为短兵相接的武器，剑是步兵作战的不二选择。

越王勾践剑

春秋末期之前剑的长度大约至二十到三十厘米之间，更像是匕首加长版，而不是后来的剑。到了春秋末期，由于吴越争霸的影响，剑不断加长长度，从最开始的二三十厘米到了后来的五六十厘米，更为甚者如秦剑，则是到达了八十厘米的长度。再加上冶炼技术的不断改进，终于剑成为了作战的主要武器。

佩剑原本是武者的象征，而且《初学记·剑》中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天子带剑，诸侯、士大夫带剑，而寻常百姓则是有事外出才可带剑，平时不可带剑。这也说明了剑在很早时就有了象征意义，比如象征了男子的成年，足以独立处事。且春秋战国时期佩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象征，比如《荆轲刺秦王》中的记载“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在危机时刻秦王拔剑，这也说明秦王是有携带佩剑的。但同样此时剑的长度已经是到了不能立拔的地步。

荆轲刺秦

所以说佩剑之风一直都存在，同样的还有着汉高祖斩白蛇这类的典故，都说明了佩剑之风的形成。而在西汉的时候剑则是逐渐退出了战争兵器舞台，并且有了配饰之用。到了隋唐时期则更是具备了象征身份的含义，如《隋书》中记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象剑。”；隋唐时期不但是划分了佩剑等级，还将佩剑的装饰物做了划分，这也就使得剑成为了服饰的一部分，具备了礼的概念。

韩信带剑

也就是说佩剑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这也就能解释为何韩信佩剑会被欺辱的原因，韩信早年家贫，但却有着佩剑。实际上佩剑的存在是韩信的信念，时刻提醒自己身处世俗但要超然脱俗。这在韩信眼里是明志，但在他人眼里则成了假清高。

同时剑还有着权力象征，如同汉高祖斩白蛇起义时的宝剑，就曾在《太平广记》和《晋书》中有所记载，传说是一把红光透出的宝剑。但到了晋朝时期此宝剑丢失，而且还是以一种神奇的方式飞走的，而晋朝名士张华眼睁睁看着。不久之后西晋则覆灭，而张华也不久离开人世。同样汉初时期刘邦为了嘉奖第一功臣萧何，允许他剑履上殿，这也让剑成为了一种权力的象征。种种传说和记载都佐证了剑的象征意义，不但是权威代表，还是一种区别于人的装饰。故而韩信佩剑，就如同挑衅一般；再加上韩信当时的形象，也无外乎会被流氓看中，着重“欺负”了。

但在现在看来，韩信的剑并非其佩剑。剑故而有着象征含义，但佩戴者也需要有剑之精神。剑历经千锤百炼才得以锋利无坚不摧，这就像韩信一样，历经磨难方成大器。所以剑本身的锋利并不是真利，心中有剑气，才是真英雄，很显然韩信的胯下之辱所守护的并非性命，而是心中的剑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