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除了枪法不错，节俭，没有其他优点，他是怎么继位的？

道光帝，名旻宁，1782年生，嘉庆帝的嫡长子，1820年继位，接手的是嘉庆帝留下的烂摊子，以他的智力和魄力，根本无法振衰起弊，开创新局，但他仍决心守住祖业，看好摊子。他的为政之道，根本要义在于“守成”，企图用祖宗之法，重建祖宗昔日的盛世风光。然而，客观而言，他才华不如祖父乾隆，精明不如曾祖雍正，胆略不如高祖康熙。

问题是，道光是如何继位的？

自雍正起，清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在皇帝在世的时候，先把继承者的名字写下来，放进一个密封的密匣里，然后搁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待老皇帝驾崩，取下来当众启封宣读。然而，旻宁的父亲嘉庆皇帝，并没有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放任何东西，突然之间，在热河避暑的时候，就驾崩了。

道光的继位，是臣子们在嘉庆的近侍身上，找到了一个小金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有嘉庆四年嘉庆的亲笔字条，立旻宁为太子。于是，旻宁就这样继位了。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字条，而且旻宁又是皇后所生，标准的嫡长子；在继位前，就因为林清之变，鸟枪击贼之功，得封亲王，让他继位，从道理上，倒也应该。但是，毕竟没走秘密建储制度的程序。也可以说，老皇帝嘉庆，其实并没有最后下决心选择哪个。嘉庆四年的字条，没有正式放进制度规定的密匣里，搁到嘉庆二十五年，还是不是能算数，其实不好说的。

《清史稿》中的旻宁，在做皇帝之前，除了枪法不错，打猎时猎获物比较多，碰巧击毙了几个造反的狂徒之外，还真看不出有什么本事。唯一的政绩，就是提倡节俭，自己带头穿补丁衣服。不补还好，皇帝的衣服，得专门送给江宁织造，由专门的苏州织工来补，一个补丁，比新衣服花费还多。

旻宁的老子接的是一副烂摊子，轮到他了，还是一副烂摊子，而且更烂。漕运一塌糊涂，盐政一塌糊涂，鸦片走私，比嘉庆时还要疯狂，直接导致了银本位的清朝货币体制的动荡。面对这样一些每个都可以动摇国本的大问题，道光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但是，他信赖的大臣，都是曹振镛这样的提倡多磕头少说话之辈，前有曹振镛，后有穆彰阿，都是这样一副稳重、持重却平庸的衮衮诸公。跟他们的皇帝一样，人不坏，也不大整人，但是什么大事不想干，也干不了。

道光曾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推心置腹地谈到他的治国理政之道，堪称“裱糊理论”的完整表述：国政就像一所大房子，住房的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致动大工。在“裱糊理论”的指导下，面对扑面而来的问题，道光给臣下的一道道圣旨，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目光短浅的“法术”，从来没有一种远距离、宽视野的“治道”。

道光目光短浅毫无卓识，但若有明智远识的大臣辅佐，也不失为宽猛相济。但要命的是，资质平常缺乏胆略的道光帝，又绝不缺乏自信，总以为自己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因此，他在辅臣的选择上，又采用了最可怕的“老实听话”标准，他所信赖的中枢重臣如曹振镛、穆彰阿等，均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这就使得道光循用的“裱糊理论”，一方面畅行无阻，另一方面国事却逐渐糜烂到无可救药。

朝野上下，都在斤斤计较公文的齐整，文字的娟秀。封疆大吏的奏折，无论说的事儿如何，只要行文上出一点小错，就可能遭到道光的严厉批驳，以至于丢了官帽子。这据说是曹振镛的主意，说是道光发愁，看奏折看不出名堂，曹就说，盛世无大事，但下面的人每每好危言耸听，只要挑出一丁点细枝末节的小错，就大加驳斥，就可以震慑他们，让他们觉得圣主明察秋毫。是不是真的这样，不好说，但越是平庸的皇帝，越是到了王朝的末世，越注意细节，倒是千真万确。

重形式，轻内容，是每个王朝末世的通病。不仅文如是，武亦如是。都说八旗绿营不中用，但校阅起来，队伍也格外整齐，铠甲鲜明，旗帜飞扬。只是，再漂亮的形式，也应付不了末世的问题。关键是作为当家人的皇帝，也没有决心面对。漕运因河道壅塞，运不过来了，才让人走海运。海运大成功，但原来漕运体系的官僚们不肯看着利益丧失，一起闹将起来，皇帝就反悔了，依旧归河运。盐政的改革，也是半拉子工程。而禁烟行动，开始的时候气壮如牛，恨不得禁绝一切对外贸易。然而洋人舰队一来，马上妥协，罢免了林则徐。后来发现人家不是来要求申冤的，而是要建立通商关系。又罢免了他派去安抚洋人的琦善，懵懵懂懂就开战了。打了两年，才发现根本打不过人家，又一点价钱不讲，就全面妥协，人家要什么，就答应什么。任是这样，虎头蛇尾，左摇右摆，因循度日，臨死的时候，遗诏上还说自己什么事儿都办明白了，连鸦片战争这样丢人现眼的疮疤，居然也说是他的措施得当，使得“毒焰自消，民夷各安生理”。

即使是输掉了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旦列强撤军，道光也仍然觉得终于补上了大清这所“房子”的“漏洞”，于是万事大吉了。林则徐在《软尘私议》中描绘了战后北京的景象：议和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大致有二十年的时间，就在道光的指引下，只图“糊住”表面的“窟窿”，不想“动大工”，于是，近二十年的时间白白地流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也白挨了。历史学家痛言，如果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前移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可能就不至于像后来那么难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