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屠令与禁酿令

本文转自：福州晚报

□杂文

禁屠令与禁酿令

近日随手翻阅浅显的文言野史笔记、笑话之类，看看那文字，真是又精炼又好玩。猛然发觉，古代有不少奇葩规定，以及对于规定的奇葩执行，到了当下仍有警示价值。

话说大唐武则天时期，一度下令禁屠。御史大夫娄师德到陕西出差，吃饭时厨子端上羊肉。这不是明显违规吗？厨子解释说：“羊是豺咬死的。”娄师德不禁感叹：“多么懂事的豺啊。”还没吃完，厨子又端了鱼进来，仍说是豺咬死的。师德严肃起来了，批评道：“笨啊！为什么不说是獭咬死的？”厨子立马改口。饭后，娄师德奖赏了厨子。

不分青红皂白，不论天南地北，一律禁止杀生。如此奇葩规定，充分暴露了权力不受制约时的傲慢与任性。身居高位者美滋滋地品尝着权力的甘甜，却没想到一项规定从出台到落地需要经过诸多环节，需要有层层的执行者经手。这些执行者上至衮衮诸公下至引车卖浆者流，都自有一肚子应对奇葩规定的妙招。

娄师德身为御史大夫，其职责一是严格执行天后新规，二是上书指陈规定之弊。履行职责一，太亏欠自己了；职责二呢？风险太大了。聪明的娄大人与经过点拨的厨子，共同找到了最佳的利益平稳点，既不违反新政，又可满足口腹之欲。万一有人要问责，怎么办？别慌，先把豺和獭两个“临时工”推出来，足以抵挡一阵子。一阵子过后呢？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一切都要向前看嘛！

对于一项规定，口头的赞同、内心的反感、行为的背离，居然能够严丝合缝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数千年封建传统政治结出的奇葩——言语、认知、行为貌合神离，却又密切合谋，足以把神圣的、庄严的事物蛀空、消解，仅剩下表面的神圣、庄严，装点着种种门面。

当然，有时也会有非同寻常的认真的执行者。

三国时期，蜀汉大旱，粮食歉收，刘备下令禁止酿酒。官吏从一户农家中搜出酿酒工具，遂以企图酿酒为由开罚单。正好刘备与谋士简雍一道深入督查，简雍说：“前面那对男女准备淫乱，快抓起来。”刘备不解，简雍说：“他们随身携带淫乱工具。”刘备大笑，叫人放过那户农家。

这又是传统政治生态里的一朵奇葩了。特定情形下，禁止酿酒本来也不能算是奇葩规定，但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级提出一项要求，下级层层传达，同时也层层加码，硬是将原本合理的要求，变得极其不合常理、不近人情，将常态活生生逼成了变态。

上面故事中的官吏，想必也知道“企图酿酒罪”是荒谬的，可为什么还要干荒谬之事呢？我从“理解之同情”的角度估计，想必是上头压下了开罚单的任务，分摊到他头上，一时半会儿哪能完成这么多呢？而且还可能要求做好台账，随时备查。那怎么办呢？只好沾边就罚，能罚一个算一个。

皇命在身，谁敢反抗？酷吏治下，顺民们只好自求多福了。可这又何尝是刘皇叔的原意？这些，惯于奇葩执行的酷吏们是不管的。反正，刘皇叔编草席出身，再背个黑锅也很配哦。

当今的社会治理，也影影绰绰地游荡着传统政治中奇葩规定与奇葩执行的阴魂。

决策如果未能充分科学化、民主化，便容易滑入武则天式的禁屠令泥潭，上上下下虚与委蛇，空泛地维持着决策的形式。反之，若能顺应民心，配之以切实可行的措施，则规定的刚性自然显现。比如“八项规定”，就是最硬核的好规定。今天若有官员学着娄师德娄大人的聪明来应付，那么一定会被请到别的地方去喝茶了。

好端端的决策、规定，如果在落实过程中层层加码，则势必导致奇葩执行而不能自拔。比如好好的一项“工作留痕”制度，在许多地方、许多单位蜕变成“资料花样大比拼”，并大有演变为“资料博览会”之势。

这个黑锅，又由谁来背呢？

这个黑锅，谁来把它砸了呢？（全文共147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