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豨：西汉初年的英雄与叛乱者

西汉帝国建立后，全国范围内的战争结束，局部的军事冲突却接连不断。卷入其中的，基本上都是雄居一方的异姓诸侯王。例外的是，阳夏侯陈豨在汉十年冬也举兵叛汉。我们不禁要问，他有反叛的实力吗？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勇气？

壹：实力不容低调

陈豨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早年仰慕信陵君，好结交宾客，习武重然诺，是横行民间的一条英雄好汉。

秦末乱起，游侠陈豨在家乡宛朐（今山东荷泽市西南）纠集少年起兵反秦。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当刘邦率军进入宛朐县时，他统领部下五百余人，加入了刘邦军。从此以后，陈豨跟随刘邦转战南北，战功卓著，成为刘邦集团的元功宿将，刘邦最信任的部将之一。

刘邦军攻入关中，驻军霸上（今西安临潼区灞水西），陈豨和曹参、樊哙、夏侯婴、周勃、靳歙、郦商等，作为最核心的功臣宿将同时封侯。

汉五年（前206年）七月，燕王臧荼叛乱，刘邦亲自领兵征讨。在这次战事中，陈豨身为游击将军，领军平定了战火波及的代郡地区，又是战功累累。

汉六年（前205年），汉帝国制定统一的标准，按照资历功绩，大规模分封功臣。这次大分封，分两批施行。

汉六年十二月甲申，第一批功臣受封，共有10人：平阳侯曹参、信武侯靳歙、清阳侯王吸、汝阴侯夏侯婴、阳陵侯傅宽、广严侯召欧、广平侯薛欧、博阳侯陈濞、曲逆侯陈平和堂邑侯陈婴。

正月丙午，第二批功臣受封，共有17人：分封张良为留侯、项伯为射阳侯、萧何为酂侯、郦商为曲周侯、周勃为绛侯、樊哙为舞阳侯、灌婴为颍阴侯、周昌为汾阴侯、武儒为梁邹侯、董渫为成侯、孔聚为蓼侯、陈贺为费侯、陈豨为阳夏侯、周灶为隆虑侯、丁复为阳都侯、吕青为新阳侯、郭蒙为东武侯。

这两批分封的27位功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吕青是楚怀王时代的老臣，他们的封赏，颇有些统战的意义。除此之外的25人，都是西汉建国的头等功臣，刘邦政治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

陈豨的资历功绩，与信武侯靳歙最为相近可比。他们是同时从宛朐参加革命的老战友，一起率领五百宛朐少年起兵，一起跟随刘邦入关中灭秦，一起跟随刘邦击败项羽取得天下，又一起两次封侯。吕后时代，曾经将136位功臣列侯正式排了座次，靳歙排名第十一。如果参照这个这个座次表，以陈豨的资历功绩而论，他的位次当在前十。

功臣陈豨，甚得刘邦喜爱和信任，平定臧荼之乱后，被任命为代国相国，代理代国国政，统领屯驻代国的边兵。这支军队，是汉朝用来防御匈奴的精锐部队，被称为天下精兵。

刘如意受封赵王，陈豨又兼任赵国国相。此时，代国无王，国政由陈豨代理。赵王刘如意年幼，很可能是遥领代王之名衔，本人仍身居长安，赵国的国政也实际由陈豨掌控。此时的陈豨虽然无诸侯王之名却有诸侯王之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贾谊在奏疏中便将陈豨与卢绾并列“卢绾王燕，陈豨在代”。

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贰：淮阴侯韩信秘室深谈

史书记载，陈豨的反叛与淮阴侯韩信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陈豨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史记·淮阴侯列传》

对于这段史料，前人多有研究，基本上都认为不合情理，不可思议。韩信封齐王楚王、手握重兵时不谋反，怎么会在贬为淮阴侯、只身居长安时谋反？韩信明知自己正处于被猜忌的危险境地，而陈豨是刘邦最信任和喜爱大将，怎么会轻易和陈豨策划谋反？

但《汉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班固将这段史料记入《汉书》时，并非不加甄别地全盘照搬。比如他注意到，陈豨没有担任过巨鹿郡守，所以将“陈豨拜为巨鹿守”改为“后陈豨为代相监边”。所以，在班固看来，这段史料固然可疑，但并非空穴来风。

清代学者梁玉绳认为，相关记载很可能是告变者的诬词。韩信囚禁了得罪他的舍人，欲杀之。舍人之弟向吕后揭发韩信谋反，揭发者为了致韩信于死地，捕风捉影、添盐加醋，这些不属实的揭发内容却以供词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成为一手史料。司马迁以此为依据，将其写入《史记》。

我认为，陈豨和韩信应该是有过一番深谈，但深谈的内容并非谋反，而是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大发牢骚，同时告诫陈豨不要因为皇帝信幸而沾沾自喜、高枕无忧。因为皇帝的信任并非永恒，在三人成虎的谣言之下，信幸之将也会被猜忌。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称疾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史记·淮阴侯列传》

陈豨后来的反叛虽不曾与韩信合谋，但韩信语重心长地告诫应该对他很有触动。在太上皇去世、刘邦诏令陈豨前往首都长安述职谈事时，他恐慌了，不敢前往。他想起了与韩信的深谈，害怕自己步韩信之后尘。

叁：赵丞相周昌揭发

前面已经叙述过，陈豨早年是游侠，敬仰魏国公子信陵君无忌，好结交宾客，招贤养士。出任代相、独掌一国军政后，天高皇帝远，遂将旧日的喜好习性，随心所欲地发挥到极致。

史书上说，陈豨曾经告假省亲，宾客随行，车辆超过千乘。他前呼后拥经过赵国首都邯郸时，城内外的官舍驿馆，皆人满为患。

当时，赵国的丞相是周昌。这位周昌，也是刘邦集团的核心人物，元老功臣。周昌的资历，比陈豨还早，他与刘邦的关系，比陈豨更近。周昌多年在刘邦身边供职，长期出任御史大夫，算是刘邦的心腹。

周昌看不惯陈豨的铺张做派，特别不满陈豨的排场显摆到自己的地盘上来。他越看越反感，越想越不安，几经他那方脑筋琢磨，觉得陈豨有问题，有生变谋反的危险。待到陈豨返回代国后，周昌上书请求谒见。得到准许后，周昌回到长安面见刘邦，呈说陈豨在外久掌重兵，大招天下宾客游士，恐怕有造反生变的危险。

此时的刘邦，经历了燕王臧荼、楚王韩信、韩王信、赵王张敖等一连串的谋反案，疑心重，猜忌强，但凡检举揭发的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听了周昌的小报告，刘邦当即下令有司调查，首先调查陈豨门下的宾客们，从钱财往来着手。

自商鞅变法以来，告奸与有功同赏之法成立，由检举揭发所构筑的冤假错案，不绝如缕；由检举揭发所促成的被动罪案，比比皆是；由检举揭发所败坏的伦理道德，流毒汩汩。告奸之法的背后，是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一旦被指控，被指控者就被推定为有罪，须要自己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千百年来，中国的法律接受政治权力的左右，君王的意图，不但是检举的风向标，也是执法的指南。

周昌多年出任御史大夫，掌管帝国司法，他体察刘邦多疑的心思，检举揭发陈豨，由御史台主持的调查，基于有罪的假设，寻求的是有罪证明的完成，法网一经撒下，自然步步收紧，不达目的不收手。

陈豨恃宠居功，一手主持代国军政，权力地位，相当于一国之王。陈豨在代国，虽不能说是无法无天，也近于为所欲为，在朝廷的专案调查之下，岂能找不出违法乱纪的事项。专案组的调查，由经济问题入手，逐渐进入政治，由门客外围入手，逐渐牵连陈豨本人。陈豨曾经是核心层的人物，镇压诸侯王谋反事件的参与者，他深知政治权力运行的无理无情，自感难以辩白脱祸，不死也得脱层皮。

肆：王黄说误陈豨

就在朝廷专案调查之时，有个名叫王黄的人秘密来到陈豨身边。他的一番游说，使陈豨思绪起伏，难以平静。

汉十年，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王黄是白土人。白土为西汉县名，属上郡，在今天的陕西神木市西、秃尾河畔。

王黄本来是商人。楚汉战争期间，百姓流离失所，商人却积聚了大量财富。汉帝国建立时，经济凋弊、财货缺乏，汉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攫取商人财富。王黄或许正是对抑商政策的极度不满而弃商从军，成为韩王信手下的将军。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冬，韩王信亡走匈奴。王黄与曼丘臣等立赵国后裔赵利为赵王，与匈奴合兵攻汉。到了汉十年，王黄觉察到陈豨与刘邦关系的微妙，前去游说陈豨，诱导他叛汉。

有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王黄误导，因为《史记》的同一篇章还记载：“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也就是说，不是王黄等误导陈豨，而是陈豨在叛乱之前，派使和王黄、曼丘臣联合。

我觉得王黄游说陈豨和陈豨令客使王黄并不是同一件事，而是有先有后、先后相连的两件事。王黄游说陈豨在前，陈豨令客使王黄在后，正是因为王黄先前曾游说陈豨，所以陈豨在反叛之前派使者与王黄联合。

司马迁就认为，陈豨是误听了他人的邪说。他在《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的篇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写道：“（陈豨）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

我们还可以假定，如果没有王黄游说陈豨在先，陈豨在反叛之前，应该直接派使者与韩王信和赵王利联合。韩王信勇武有材力，在白登之围后为匈奴将兵往来侵袭边境。赵利被王黄与曼丘臣等拥立之后，收聚韩王信的散兵败卒，在赵代边境建立起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

与韩王信、赵王利结为军事盟友，黄河以北的整个华北地区几乎全被掌控，陈豨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叛的大旗。

伍：对匈奴外交策略的调整

对匈奴外交策略的调整后，异姓诸侯王的潜在威胁成为汉帝国最大的隐患。陈豨虽无诸侯王之名，却有诸侯王之实。在决意逐步消灭异姓诸侯王的时代大背景之下，陈豨不得不走上反叛的不归路。

秦末汉初，趁着中原战乱，匈奴势力迅速扩张。到了西汉王朝建立之始，匈奴已经建立起“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大政权，侵占了燕、代边境的许多地方。

面对北方强邻，西汉最先的应对策略是“封王戍边”。刘邦分封异姓王，是安抚与拉拢这些能征善战又手握重兵的权臣，也是践行西周以来“君与臣共天下”的国家管理理念。然而刘邦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异姓诸侯王是汉帝国的巨大隐患，清除他们对汉王朝潜在的威胁，是刘邦时刻思考的问题。“封王戍边”策略就是抵御匈奴入侵和消耗异姓王实力的两全之举。

燕国和代国，一直以来就是中原汉民族抵抗匈奴的最前沿。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前201)，又下诏书“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这样韩国便由颍川郡迁移到了太原郡。当时，匈奴侵占了代地大部分地方，以至于太原郡成汉匈的边境，迁徙后的韩国与匈奴相接。

然而，这些异姓王拥兵据地，已行割据之实。如果他们忠心于汉室，的确可以起到戍守边疆、安定边郡的作用。但如果他们胸怀异心，叛汉而附匈奴，则会对西汉边疆一带造成巨大的危害。

公元前201年秋，冒顿单于率匈奴骑兵南下，围困韩王信于马邑，等不来援兵又被刘邦责问的韩王信心怀恐惧，索性与冒顿单于连兵。冒顿单于得到韩王信的帮助，一路势如破竹，匈奴骑兵攻入太原郡，兵锋直至晋阳城下。

第二年，刘邦御驾亲征，却被围困于白登七天七夜。解围之后，刘邦开始意识到“封王戍边”在当前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匈奴边患问题，所以调整了对待匈奴的外交政策。“封王戍边”策略由主变次，“和亲弭兵”成为处理汉匈关系的基本国策。

白登之围后，西汉以刘氏宗亲之女假公主之名远嫁匈奴与冒顿单于和亲。双方和亲后，罢刀兵而开互市，汉匈之间基本上实现了双方之间和平交往。

在汉匈紧张对峙的时期，匈奴是汉帝国最大的威胁，而汉匈双方和平交往之后，手握重兵的边将就成为心腹大患。就像在楚汉战争时，刘邦虽然愤怒，却不得不封韩信为齐王，而楚汉战争结束，韩信立即被徙为楚王，后又被废为淮阴侯。项羽的咸胁解除之后，韩信马上成为重点防范的对象。

汉十年（前197年）七月，太上皇刘太公去世，刘邦诏令各诸侯王国，皆在各国首都修建太上皇庙，作为共同的祖先祭祀；又特别诏令赵相国陈豨，前往首都长安述职谈事。陈豨恐慌了，觉得大难临头，他曾经是游侠，后来是军人，走投无路之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举起了反旗，自立为代王，通过王黄、曼丘臣联系韩王信与赵王利，联合举兵，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