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文天祥诗歌中的爱国思想

本文转自：新华日报

梁英平

文天祥是南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抗元名臣、民族英雄，21岁中状元，文学造诣深厚，留下很多经典作品。文天祥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诗歌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情感。“爱国之志”贯穿于文天祥的一生，成为其最鲜明的底色。从文天祥的诗歌中深入分析其爱国思想可以发现，文天祥的爱国思想并非简单地一味“忠君”，而是坚守自身气节基础上的爱国之情。

文天祥诗歌中如此丰富、强烈地表露爱国思想，既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文天祥个人的人格修养有关。宋朝外敌频繁，北方辽、金等强敌不断威胁，且饱受复杂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困扰，使得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况。由此，文天祥的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决定其创作重心在于当时局势，而非个人生活，流露出深切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

文天祥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浓烈爱国思想与“忠君”思想密不可分，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爱国思想皆与“忠君”思想密不可分。究其实质，这是由中国古代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决定的。文天祥爱国思想中所夹杂的“忠君”思想，是时代使然。生活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的人们，很难突破时代的樊笼，跳出历史局限。如此对于文天祥爱国思想与“忠君”思想的相伴相随的现象，便不难理解了。文天祥在年幼时，十分仰慕英雄人物，尤其爱读忠臣传，这与文天祥所接受的教育有关。宋代是理学兴起并盛行的时代，其上层统治阶级便提倡程朱理学，大力宣扬忠孝节义的思想，将“忠君”与爱国思想捆绑在一起。久而久之，“忠君”与爱国思想无形中浸润于宋代臣民中，尤其是直接听命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官员中。文天祥当然也受到理学和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影响。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于1281年在元大都的狱中写作了名篇《正气歌》。诗歌开头以“叠是数气，当侵沴，鲜不为厉”描绘牢狱之中的“七气”，渲染狱中环境恶浊之至。七种恶气有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即雨水的潮湿气、泥污的土气、炎热的日气等。而诗人以“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表明自己在“七气”的夹攻之下竟然安好无恙。文天祥以一气敌七气，这一气正是“浩然之气”。之后，文天祥引入太史简、董狐笔、张良椎、苏武节、严将军头、嵇侍中血等人物典故。其所列之人皆为忠君爱国之志士，具有浩然正气。由此，文天祥的爱国之情可见一斑，同时诗歌中所列举的人物体现出文天祥“忠君”思想的一面。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大致意思为：这种浩然之气充塞于宇宙乾坤，正义凛然不可侵犯而万古长存。当这种正气直冲霄汉贯通日月之时，活着或死去根本用不着去谈论。文天祥正是因为有此浩然之气，所以面对牢狱的恶劣环境不屈不挠、面对酷刑无所畏惧，始终坚定爱国之志，不叛降。“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受鼎镬那样的酷刑却甘之如饴，为国捐躯那是求之不得，体现出文天祥不怕牺牲的精神；“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浩然正气是三纲之本命，是道义之根本。文天祥将浩然正气和三纲、道义相联系，三纲中摆在首位的则是“君为臣纲”。

文天祥将正气与君主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气是统摄于三纲之下，服务于三纲的，爱国思想与“忠君”思想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正如文天祥在《忠孝提纲序》中所言：“君子之于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禄而后为忠”。为君主尽忠仿佛就是一种本能，并非为了功名利禄。及至见到早已归降元朝的宋恭帝时，文天祥依然行君臣之礼。在文天祥心中君主代表的就是国家，“忠君”是爱国的表现之一。由此，文天祥的爱国思想与“忠君”思想始终交织在一起。

文天祥虽然忠君却不愚忠。他的忠君建立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完整的基础上，始终以爱国思想为主线，这与他心中所坚守的仁义思想有关。文天祥的临终绝笔言：“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忠君爱国，以仁义为取向。当太皇太后谢道清遣使请降之际，文天祥并未以“君命不可违”的愚忠思想认可当朝之决定，仍不肯屈身投敌、不改抗元初衷。文天祥奉朝廷之命作为使臣到元军中议和，而一心主降的统治阶层派出吴坚、贾余庆、谢堂等人去往元军营地递送投降表。实则，这些被派来与元军交涉商议投降之人是受朝廷之命，代表封建君主的意旨。若文天祥一味地忠君，理应与主降派结成统一阵营，但文天祥痛斥这些人丧权辱国之卑鄙行径。

文天祥在诗歌《使北》中言：“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臣。”文天祥毅然决然地与主降派划清界限，不认同主降派之行径。随后，文天祥对主降派的几人分别论述，斥责贾余庆“自说家乡古相州，白麻风旨出狂酋。中书尽出降元表，北渡黄河衣锦游”；斥责刘岜“江南浪子是何官，只当空庐杂剧看。拨取公卿如粪土，沐猴徒自辱衣冠”；斥责谢堂“公子方张奉使旗，行行且尼复何为。似闻倾尽黄金坞，辛苦平生只为谁”。“衣锦游”“沐猴徒自辱衣冠”“辛苦平生只为谁”，字字句句间充满对这些人行径的鄙夷和嘲讽。文天祥指出主降派之所以主降，实则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为一己私利，没有为天下、为国家着想。

文天祥“忠君”思想与爱国思想的不可分，还在于对封建统治阶级寄予希冀。文天祥在《常州》一诗中写道：“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文天祥看到的，是元军攻陷常州后对百姓的迫害。因此，文天祥的“忠君”在于忠于这一家之姓对百姓的庇佑。但文天祥不认可当朝者的投降之做法，因此无情鞭挞投降派。对于认贼作父的吕文焕，文天祥说：“不拚一死报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当日本为妻子计，而今何面见三光”；对叛国投敌的留梦炎，文天祥质问“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文天祥诗歌中对投降派的怒斥，正是他爱国思想的生动写照。

文天祥的爱国思想是首位、是前提、是必要，而“忠君”是忠一国之君，忠勇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君。所以元军即使以降元的宋恭帝作为借口劝降文天祥，文天祥依然未改其志、不为所动。甚至连元军主帅张弘范都曾被文天祥的爱国之情所“改容”，以诗称赞文天祥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文天祥以己志践己行，诚如他所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吉安郡学奉文天祥像于先贤堂，与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并列。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

（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