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杀夫的有罪推定

即便《坠落的审判》获奖众多，作为一部以法语为主的文艺片，在大陆原本关注的观众有限。没想到3月24日该片在北京大学的一场首映礼，由于现场男主持人（辩手陈铭）和男嘉宾（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的发言，让这场活动被推上热搜，也让电影彻底“出圈”。由此也引发了电影内外关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广泛讨论。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北大首映活动之后的其他媒体采访中提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举例来说，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片中有大量庭审戏，在法庭上，妻子不得不回忆、讲述他们婚姻生活的细节。在公共领域展示私人纠纷，也让“社会将自己的道德观强加于女性、男性或他们的生活方式”（导演茹斯汀语）。

看过影片的观众都敏锐地发现了片中妻子与丈夫特质、性格的性别调转，这一点也在众多评论中被分析。然而这种对调并没有让妻子获得更多权力，反而让她在丈夫坠亡后显得更加可疑，受到更多质询和指责。片中妻子的强势，“冒犯”的不仅是丈夫和庭审现场的每个人，也给屏幕外的观众带来冲击与反思。

不同于《坠落的审判》以自然主义化解悬疑杀夫奇案的生活化风格，其在大陆的首映礼上，导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学者董强、戴锦华以及主持人陈铭的四人对谈，则明显戏剧化得多，也始料未及地为这部的“法国小众文艺片”，发酵出中国市场独有的、更大的舆论声浪与审判意味。

一周后，当时因“不该带着性别视角”“导演比我想象年轻得多”等言论引发争议的董强教授发微博自辩，暗指在网络“狂欢”把自己推下地狱之余，《坠落的审判》后续票房乏力，痛心疾首于“你怎能指望明明长着眼睛却不‘看’电影，读过几段电影分析，听了几句女权金句就觉得懂电影的人进影院，看电影”。他特别指出，“如果我翻译，会译成《坠亡剖析》，审判只是一部分表象，原文里并没有”。

然而，关于法语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翻译的讨论，也非董强的独家洞察。在更早上映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前者译为《坠下的对证》，后者译为《堕落真相》）就有人指出，“对证”是否隐含了死无对证之意？而“真相”之“真”是否又带误导性？这也呼应导演对中国观众最关切的问题：丈夫之死，妻子是凶手吗？

《坠落的审判》剧照。

叙事悬置游戏

电影其实情节并不复杂。同为作家的德裔妻子桑德拉与法国丈夫塞缪尔带着11岁的视障儿子和狗，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有一天，丈夫坠楼去世，妻子被指控为嫌疑人，由起初同样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跳楼，我也不相信”的律师好友为其辩护。

审判包括三大关键证据：血迹分析、案件重组，以及塞缪尔在妻子不知情下录下的争吵片段。在漫长的盘问和交代中，作为证人的儿子，被揭晓父母平静关系下的暗潮涌动与日渐崩坏。他对母亲由信任到怀疑，再到用狗做实验，证明狗曾吃过父亲服用过量阿司匹林后的呕吐物，继而反推父亲确有轻生倾向，最后使得母亲脱罪。

《坠落的审判》剧照。

脱罪后，桑德拉与律师喝酒庆贺，却还是怅然若失。“输是最糟糕结果，但赢了你就期待回报（rewards），但现在什么也没有。” 她两颊微红说完，在分明是爱慕她的男律师怀中依偎一阵，也仅此而已，深夜回家。长期负责监察“嫌疑人与主要证人一同生活”的社工退场，她与等待他的儿子无言拥抱，躺在床上，狗扑上来，全剧终，一切回归平静。

尽管被标签为“以悬疑案件揭开婚姻面纱”，《坠落的审判》却并没有像《十二怒汉》《毒舌律师》般，以控辩双方跌宕起伏的舌战，给予什么大快人心的明确结论；也没有如《革命之路》《五十年》那样，铺满夫妻间的相处细节，痛陈婚姻走向索然无味的现实原因。

通过法庭辩护的后设视角，桑德拉所言说的一切，都来自其未必可信的主观回忆，对于身上的淤青、坠楼前的矛盾，她不是没有隐瞒。但存在即客观吗？唯一的直接证据，即丈夫生前录下的堕楼前夕争吵录音，桑德拉辩白“是我们的声音，但不是我们（it’s our voices，but it’s not who we are）”。

儿子最后力挽狂澜的那段关于父亲送狗去看医生时，在车上借狗自喻“每个人都会离开”的引述，导演采用塞缪尔的特写画面配合儿子的讲话声音，似在暗示他为了保护母亲篡改记忆，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坠落的审判》剧照。

窸窸窣窣的讨论后，女法官裁定桑德拉无罪——当法庭需要结果，律师追求胜诉，媒体营造话题，儿子想要母亲，各方取一瓢饮，真相与否，反而成最次要的一环。

妻子是凶手吗？这个疑问之所以在观影完毕后还能成立，其实是个颇值得玩味的暧昧地带。在真实与虚构的迷宫中，导演以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大量的对话及心理刻画，与盲人摸象的观众，玩了一场悬置的叙事游戏。而相较于道德的是非对错，当失去上帝视角的金手指，我们应从何判断？又该相信什么？则更具省思意义。

强势妻子的温柔

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饰演的德国女作家桑德拉，短发、高大，不苟言笑，开拍前，她问导演，“这个角色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导演说她也不知道，“但我想让她表现出无辜的样子。”影片中的桑德拉，基于程序的陌生和语言的隔膜，确实有些懵懂与困惑，但这并不影响置身被告席之际，在每种权力关系中都处于弱势时，她仍冷静、无畏的魅力。

这种弱势最外化的表征，为了丈夫客居异地，又从伦敦搬到法国乡村的她，于公于私都不能使用母语。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论点，话语即权力，一种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权势力量，茹斯汀在访问中直言，“许多场合，不理解的语言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

《坠落的审判》剧照。

法庭上，面对控方或借“丈夫失职导致儿子视障，而你只怨恨了他一小段时间吗”，预设她对丈夫怀恨已久，或以“他指责了她不忠的第二天，一个漂亮女孩（来访记者）来了”，怀疑她有染同性背叛婚姻，因陈述复杂而无法用法语表达时，她要为自己改说英语致歉。

在家里，折中选用英语沟通，又被塞缪尔谴责为“就连语言上都是让我来到你的舒适圈”，然而，这个无论何时都在迁就父权制（国家/丈夫）语言，理应属于“被支配”地位的妻子，反而是世俗意义的强势一方，如辩护律师所言，“错就错在，她在丈夫跌倒的地方成功了。”

导演没有为桑德拉的弱势击鼓鸣冤，她所做的只是呈现。从那段火花四溅的录音中我们得知，停止写作、教职不顺的丈夫认为，妻子成为畅销书作家是剽窃自己的灵感，是自己牺牲时间照顾儿子成就她的事业野心，是自己包容妻子出轨让她走出儿子受伤的沮丧时光，他满口“我我我”，却避而不谈悲剧的根源，自己就是车祸的始作俑者——这也是中国观众最聚焦的一点。

茹斯汀也发现，在大陆宣传时女性主义被频繁地讨论，这是在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套用学者戴锦华的观点，“千万年来我们鼓励女人做家务，承认事业上不如自己的伴侣，家里的任何事故都要在负疚和社会责备中，或是被赞美忍辱负重，当男性被放在这个位置，又会发生什么？”

《坠落的审判》海报。

但值得留意的是，“女强男弱”的设置是手段而非目的，导演并非粗暴地借此指摘“男的不行”，或所谓“性别一换，评论过万”。事实上，在那段残酷的争吵中，塞缪尔搬出儿子，导致桑德拉彻底爆发，痛陈其懦弱与自怜前，她不是没有表露温柔。她还是对丈夫说“我爱你”，给他倒酒叫他放轻松。在他指责她不对人微笑时反驳“这就是你爱我的地方”，甚至坦言“我不认为夫妻关系是互惠互利的，这很天真，而且压抑。”

重点是，相较于丈夫以牺牲/回报、获利/损失之二元对立去计较夫妻相处，在桑德拉身上，她没有在儿子受伤后反复提丈夫的失职，就算被指责，第一反应也是鼓励丈夫想要写作就去做，就连唯一的软肋儿子拒绝她回家后，她也能理解且接受。

哪怕经历了种种退守，她可以仍然爱她的丈夫，并同时维系自身的强悍，这二者并不矛盾，用茹斯汀的话说，“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没有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作品并非旨在对立，或强调一种性别高于另一种，而是探讨男女一起如何生活。

妻子是凶手吗？自杀还是他杀的模糊性，其实让这部电影的女性主义意涵更上一层楼。这并不是个简单的懦弱丈夫不满处处不如妻子后跳楼，或反过来妻子不满丈夫怨天尤人除之而后快的故事。与当下流行语境下，大女主所谓“情绪价值拉满”的爽与飒不同，焦头烂额又诸事不顺的桑德拉，遇到问题然后解决它的从容，百口莫辩仍保持坚定的睿智，才是电影更重要也更动人的面向。

回归现实生活

想起以前念性别研究课程，讨论环节，同学分析性小众群体心理，他们的压抑和对抗。对教授的一句指点印象深刻：不能因为自己是研究者，就把研究对象都看成性别运动的“运动员”，他们所诉说的故事，未必有鲜明的目的，其所经历的无非是生活而已。

既然如此，不妨再来对照另一桩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杀夫审判。1945年，上海詹周氏涉菜刀砍死亲夫詹云影，暨导演陈可辛今年即将搬上大银幕的《酱园弄杀夫案》原型。

彼时，报道铺天盖地，有说“淫妇当杀”，背后有奸夫帮忙，有说詹周氏屡遭亡夫家暴，且其婚后不久便有外遇。众说纷纭间，上海四大才女之二，以《结婚十年》蜚声文坛的苏青和实际身份是地下党的关露都撰文力挺詹周氏，呼吁刀下留人。

《坠落的审判》剧照。

和《坠落的审判》中录音重现争吵现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苏青在《为杀夫者辩》中，铺陈了詹周氏口供中与死者的大段对话还原杀夫夜冲突后，她写道：“这种对白若是到戏台上去说，接着便应是‘砰’的一声，她昏倒了，于是观众为之鼻酸，然而詹周氏不是戏台上的熠熠红星，她是活在凄惨现实世界里，没有父母，没有任何关心她的人，没有负责的丈夫，没有真心实意的情人，最痛苦的又没有钱，她没有万千观众来替她同情，没有鼓励，没有帮助，也没有看到詹云影作恶结果受到天罚，或受到法律制裁。”

妻子是凶手吗？是的，而且是个一无所有被逼到绝境，位处“男尊女卑”下位的弱女子，她被污名化、被审判，人尽皆知她的可怜，但终究只有两个女作家为她发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再看《坠落的审判》中，“女强男弱”的性别调换为桑德拉赢得了什么权力？好像除了增添可疑，别无他物。甚至再回看首映礼一幕，当男性学者与男主持人的夸夸其谈淹没女导演的发声空间时，基于某种隐秘微妙的同理心，仍旧是女学者、女观众与她站在了一边。这的确就是现实。

在一次采访中，茹斯汀说，关于杀夫的疑问，她将在十年内公布答案。十年中现实会改变吗？值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