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征讨匈奴四十余年，被现代人称赞，却不被当时的人认可

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卫青奇袭龙城，至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等三路大军共同出击，汉武帝用了四十余年的时间与匈奴作战。我们当代人都对武帝此举大加称赞，他确实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每每国家受到外敌挑衅后，总会喊出那句令人血脉喷张的誓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原版是汉元帝时期的将领陈汤所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然而，这样的丰功伟绩，在汉朝乃至后来近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却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可。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个时代的三个人：

1、汉宣帝时期的长信少府夏侯胜

2、东汉班固（《汉书》作者）

3、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

三人的观点基本相同，总结起来就是：“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除此之外，班固和司马光都将汉武帝的征伐及其统治比作秦朝暴政，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已有亡国的迹象，只是晚年幡然悔悟、改过自新，才避免了重蹈秦朝亡国的覆辙。

那么，古人为什么如此诟病汉武帝征讨匈奴呢？

1、好大喜功，轻举虑寡，对付匈奴本有更温和的方式

大汉与匈奴的仇恨，远到刘邦白登之围、冒顿书信戏辱吕后；近到背信失约，屡屡寇边，抢夺财物。而汉武帝即位时，国家经过五十多年的休生养息，国库充余，人民富足，为发动战争提供了所有资源。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大汉与匈奴之决战已势在必行。那么，除了战争，还有其他温和、有效的方式吗？有，而且非常有效！

依匈奴当时的规模而言，不过汉朝一个大县，典型的游牧民族。最重要的是：他们与后世的金、辽不同，没有自己的民族意识、社会形态。这就使得其民风比较野蛮、贪婪、没有远略。根据这些特点，汉文帝时期的大学士贾谊曾提出了一个对待匈奴问题的解决方案：三表五饵。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五个诱饵都具有超时代的远见。

以车服坏其目以饮食坏其口音声坏其耳宫室坏其腹荣宠坏其心

贾谊的这个计策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文化占领！亡国也许让人心痛，可如果文化消失了，那就真是万劫不复了。蒙元、满清都统治过中原，按照当时的历史情境来评说，算是亡国了。但是，我们的文化悠久，从皇帝以下所有人都愿意学习它。久而久之，不管是蒙古人还是满族人，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共同的信仰：中华文化！

当时的汉朝与匈奴，正在执行和亲政策。除了公主外，还有大量的钱、财、物作为嫁妆。如果汉武帝能按照贾谊这个策略，以和亲为由，继续“腐化”其衣食住行，将汉人的习俗一点点渗透下去，也许三五十年，也许百八十年，汉人、匈奴或许便无差异。可惜的是，汉武帝少年天子，年轻气盛，又被窦太后压制数年，终于有机会扬眉吐气，大干一番的机会，哪里还会在意这种“慢工出细活儿”的古董方案。

2、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任命将领全部来自椒房之亲

提起汉匈作战时的著名将领，前有卫青、霍去病，后有李广利，他们都是汉武帝宠妃的直系亲属。当然卫青舅、甥二人不单单依靠其显贵的外戚身份，而是在刀枪火海的战场中打出来的功名。但是，他们在某些表现方面的表现可实在不敢恭维。

漠北之战时，卫青为了让自己亲信公孙敖抢占头功，临阵调换李广，终使一代名将含恨自杀；霍去病不体恤士卒，士兵已经饿得站不起来，自己竟然还在蹋鞠（汉代类似踢足球的运动）；李广利征大宛时，兵六万，马三万匹。等到回来时，仅剩万余人，马千余匹。史载战死无几，多被将吏贪污。而这三人如此有恃无恐，自然是因为汉武帝的关系，纵然有此差错，依然可以加官进爵。而像李广、积不识这样的边郡名将，不管匈奴多么畏惧，就是不加以重用。长此以往，士兵不免气短，战力大打折扣。

汉武帝贸然发动战争以及任人为亲的作法最被古人所诟病，他晚年在《轮台诏》里也已经深刻地反省了常年征战的危害，也就是司马光所说的“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原因。可惜的是贾谊的“五饵”之策没有被实施。否则，这个超有远见的计策一定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