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是书生，士大夫群体在顶流鼓动下的群体自残

东汉的衰亡有内外两大因素。外部，第一便是羌乱，第二是对匈奴的武功和迁居政策。内部，一是外戚与宦官之祸，一是党锢之祸，由此引发黄巾军起义，郡县不能平定，州刺史改作州牧，简九卿等官，出去充任，其权太重，由此酿成军阀。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

关于羌乱、匈奴迁居问题，以及外戚与宦官之祸，此篇暂且不提，先来说说党锢之祸。

如果简单来说党锢之祸的话，就是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

宦官专政，士大夫清议，两者之间斗来斗去，伤及东汉王朝的根基。由此引发了东汉王朝内部的黄巾军起义，地方郡县竟然无法平定起义，于是州牧崛起，军阀坐大，割据一方，导致中央成了弱干，东汉直接灭亡了。

为什么想把党锢之祸单独拿出来说？

因为总觉得清议这个词不是什么褒义词，如果有人不知道清议是什么意思的话，那换个词吧，清谈。

魏晋时期兴起的“清谈”一词，可以说是清议的完美继承者。

魏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熟悉吧，印象中的魏晋名士就是竹林七贤那样，喝酒，清谈，醉卧竹林，潇洒得很。实际上，说句不好听的，啥也不是。

西晋的王衍是清谈的领袖，后来宁平城一战，王衍被石勒打败后活埋了。

被士大夫推崇的竹林七贤

说白了，就是逃避现实。然而，实际上，就算他们出山了也没啥用，只能是任人宰割，还不如约着一帮好友隐居起来，喝酒，嗑五石散。

魏晋是如此，东晋亦是如此。

大环境下，个人是如此的渺小，做不了什么，只能这样度日如年，美其名曰“真名士”，人间清醒。

世人皆醉我独醒。真要清醒，你就应该去从军，而不是清谈。

扯远了，说回党锢之祸。

书读得多了，总觉得自己学富五车，没什么不懂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堪比周公、诸葛亮。

所以，古诗有一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但古人还有一句名言：百无一用是书生。

把这两句古人的名言用在党锢之祸身上，可以完美的组成一句话：明明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却非要觉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党锢之祸

后世对党锢之祸，当然是站在士大夫这边的，如果站在宦官这边，那可是个笑话了，相当于背叛自己的阶层。

当然，必须要说一句，宦官不对。

所以，在党锢之祸中，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

这些人是君子，宦官是小人。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八俊指的是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难么，这些所谓的三君、八俊都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东汉的太学生吹起来的。

太学生领头的人是郭泰和贾彪，这两人就是当时的大V顶流。正是因为这些太学生在大V顶流的鼓动下，鼓吹所谓的清流，评论朝廷，褒贬当朝人物，让当朝士大夫自动对号入座，谁不是清流，谁就是和宦官站在一起的小人。

真是讽刺，官做的到底能怎么样，竟然要由太学生来评价？

是非在己，毁誉由人，得失不论。由此可见，东汉的名流不过如此，太看重名声，反而误国误人。

和杨修有点相似，贾彪清议的能力不错

太学生的号召力不可谓不强，如果这些清流士大夫再不站出来和宦官作对，那就白白瞎了这么高雅的名声，鼓吹对抗，古人玩得真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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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共有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166年，因为太尉陈蕃向桓帝进谏，劝其清除宦官乱政的现象。

桓帝有意思了，不理他。老家伙，话挺多。

这件事被宦官知道了，宦官不敢动陈蕃，就报复了和陈蕃站在一起的士大夫们。

河南尹李膺因为在天下大赦之后处死了宦官的党羽，被宦官诬陷结交太学生，结成朋党，非议朝廷。

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让宦官直接审理，宦官在审理这些士人的时候用了酷刑。

因为逮捕的这些人都是享誉天下的名士，有人还因为没有被捕向桓帝上书，请求皇帝把自己也抓了。

桓帝又不是傻子，把当官的都抓了，谁来干活啊。实际上，桓帝并不昏庸，到底是谁把桓帝的名声弄臭的？应该是诸葛亮。

汉桓帝

东汉时期的士大夫，有一个特点，就是话比较多，说的比做得多，说的比唱的好听，开启了魏晋名士清谈的先河。

陈蕃是太尉，又上书桓帝，为士人求情。

桓帝这次理他了，把他罢官了。

公元167年，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为被捕的士人求情，加之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被士大夫们感动，被捕的李膺又故意供出和宦官结交，宦官也怕被牵连，于是上书桓帝大赦。

公元167年六月，桓帝大赦天下，党人被放出，第一次党锢之祸便结束了。

要说这些党人被放出，还得是太学生贾彪的功劳。

贾彪纠集了一帮太学生们，去游说窦武，说国丈啊，你可得救救这些名士们，他们都是清流，你也是清流，你也不想自己的名声和那帮宦官一样臭吧。

窦武不救都不行啊，这些太学生们太厉害了，不救就给你写小作文，黑你没商量，从此以后，你就是小人，上不了清流排行榜了。

《后汉书》中记载：

“延熹九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武等讼之，桓帝以此大赦党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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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公元168年，这一年灵帝即位。

因为桓帝皇后窦氏被尊为皇太后，窦武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启用为太尉。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重新被起用。

朝政掌握在所谓的名士手中，按理说是他们期待的盛世了，可盛世并没有来临。

陈蕃、窦武等人谋划准备除掉宦官。

但被宦官知道了，提前下手，结果窦武兵败自杀，陈蕃被杀。

和陈蕃、窦武一起谋划的宾客士人也大多被杀。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也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党人被屠杀殆尽，对朝廷来说本身就是重大的损失。

两次党锢之祸皆以反宦官失败而告终。如果说第一次因为桓帝站在宦官这边，可第二次陈蕃、窦武等人掌握了朝政，灵帝年幼，窦太后是窦武之女，天下人又都支持名士贤人，占尽优势却仍旧失败，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可见，本身这些所谓的士人，一是能力有问题，二是品行并不怎样。

东汉的教育与选举制度

既然党锢之祸以士大夫的失败而告终，而大夫们又被太学生蛊惑，我们就要述说东汉的教育和选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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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学校，是逐渐增盛的。汉武帝时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汉昭帝增为百人，汉宣帝时增为二百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

东汉光武帝时，营建太学。明帝、章帝两代，都崇儒重道，皇帝也多次驾幸太学。

其时又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期门”、“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经》《章句》。

匈奴亦遣子入学，梁太后时，又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

质帝时，太学生规模达到了三万余人。

学校可谓其盛，然而，衰机就在此。

这时候入学的人数只求其多，不讲质量。入学的，都是一班贵族子弟，并不是真正求学问的人。

直白点讲，跟战国四公子一样，只求名声，至于实在的东西，谁管那么多。

所以，这时候的学风是范晔所说的：

“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

是董昭所说的：

“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

这分明是纨绔子弟的习气，移植到了太学里。太学质量还不如私人教育之盛。

东汉后期太学生纨绔风气

讲声华的必定尚意气，于是到后来，就激成了“党锢之祸”。这个作风，放到现在倒是很眼熟了。

一个接着一个上书，跟着上书的都是名士，是贤人，不上书，反倒不是名士了，是小人。

太学里都是一班贵族子弟，太学生和外戚结成一党，攻击宦官。

实际上，东汉的宦官专权并没有唐朝的宦官专权所造成的危害大，宦官对士大夫的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些所谓的名士的确是和太学生结党。

宦官和名流，互相嫉恶，就激成了党锢之狱。

名流掌握朝政都被宦官反杀，于是党锢之禁更严，桓帝和灵帝愈发信任宦官。

然而历史的事实在于，从来只有外戚篡权的，从未有宦官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

西汉是如此，东汉亦如此，北周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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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选举是郡国岁举孝廉，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便是来源于此。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中，就知道这个制度的弊端所在了，寒门根本不可能有出头之日。

说到底，这就是贵族把持选举，门阀士族操纵，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所谓的名流和魏晋时期的名士大概一个样。

魏晋名流们

陈蕃上书他们跟着上书，因为陈蕃是三君。李膺被捕，他们请求一起被捕，皇帝不理他，都是最大的宽容了。

说的永远好听，做的永远失败。

这些士人要真是有能力，第二次党锢之祸就不会被反杀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明明“百无一用是书生”，却要自认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个恶性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如果你认为朝政真的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了，你就去做，而不是去说。像西晋时期的清谈名士一样，一群人约在一起醉生梦死能干什么？学王衍吗？空谈玄学。

如果国家需要你去拯救，你就去学班超、学祖逖，学朱元璋，弃医从文永远不如投笔从戎。如果国家不需要你拯救，那最好的做法就是闭嘴。

投笔从戎的班超仅仅凭借36人就平定西域，为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立下大功，这才是千古大英雄。永嘉之乱时，祖逖请求司马睿派兵给他，要去北伐，恢复北方，司马睿让他自己招募，于是，祖逖在淮阴招募了八千人，慷慨北行，和后赵相持，收复了河南诸多州郡。

永远一腔热血，永远鄙视万般，自以为是，这大约是从古至今书生们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