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今日，中国派谁参加了日本签降仪式？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终于到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将在这里举行。至此，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日本签降仪式现场

这一天一大早，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全舰刚用灰色油漆粉刷一新，406毫米巨炮斜指向天空，四周海风轻拂，战舰如云，帆樯如林，气氛肃穆庄重。

上午8时整，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日本代表正式向盟军签署投降书。同盟国各国都派出代表参加，中国派出的代表是谁呢?至今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谁——是徐永昌将军。

很多人要问了，徐永昌是谁？确实，这个名字并不被人们熟知，甚至不少人都没听说过。在民国高级将领中，徐永昌不如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卫立煌、陈诚等人名气大，但是其资历、名望也不容小觑——

徐永昌，字次宸，山西崞县(今山西原平)人，1887生，13岁即入清末新军武卫左军当勤务兵，1908年入该军随营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第四期深造。1920年后依次跃升营长、团长、旅长、师长。1926年后曾任冯玉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国民革命军北方军东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二路总指挥，绥远、河北省主席。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任阎锡山部第一路前敌副总指挥兼陇海路司令，后任晋绥警备总司令，山西省政府主席。1935年授陆军二级上将。七七事变后，任军委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指挥第一战区军事行动。

1938年初徐永昌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直到抗战结束。军令部是抗战时期军事委员会主要部门之一。当时军事委员会主要有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政治部等，以及委员长侍从室。

但战时军事委员会中真正担当作战指挥职能的是军令部，国民政府作战指导、作战计划均为军令部制定，并通过军令部统辖的参谋机构付诸实施。

根据《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设委员7—9人，由中央政治委员会选定，由国民政府特任之。此外，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4部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

因此，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部长陈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为当然委员。而军事参议院院长是虚职，专为安排资深无实权的军界元老。

所以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陈诚才是真正的实力派，并称为军委会“四巨头”。

▲徐永昌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

那么，日本投降后，谁去东京参加日本签降仪式，这可是很风光的美差，可谓众目睽睽。蒋介石为什么要派徐永昌去代表中国签字呢？要说徐永昌连嫡系将领都不是，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薛岳、汤恩伯、周至柔等一干嫡系将领个个虎视眈眈；即便是非嫡系将领似乎也轮不上徐永昌，不是还有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唐生智、程潜、龙云等大佬吗。当时自认为有资格去的估计少说有一打人。

那么凭什么徐永昌就能去呢？这除了因徐永昌担任军令部长要职，也与徐永昌的为人有很大关系。徐永昌素来低调，不争不抢，在高级将领中口碑不错，在西北军、晋绥军、东北军等旧系军人中也有较好的人脉，派他去，各派都能接受。于是，徐永昌就踏上了去东京之途。

当然，代表中国去东京的不是徐永昌一人，而是由六人组成的代表团，徐永昌担任团长，杨宣诚、朱世明、王之、李树正、王丕成等人为团员：

军令部长徐永昌陆军二级上将

军委会高参杨宣诚海军中将

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朱世明陆军中将

驻日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官王之陆军少将

中国远征军团长李树正陆军上校

军令部情报处处长王丕成陆军上校

▲参加签降仪式的中国代表

8月31日徐永昌一行抵达横滨时，徐见到美、英各国军舰云集的盛况，生出感慨：“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何似”——如果甲午战争中国是赢家，那么中国海军或许也可以有此盛况。

▲日本投降代表站在密苏里号战舰上，前左为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前右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

▲同盟国代表在签降仪式上，前排左一为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外相重光葵首先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签字

随后，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国签字。然后，按照战胜国的顺序，第一个出场的是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五星上将，第二个出场的是中国代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陆军二级上将，第三个出场的是英国代表福拉塞海军上将，第四个出场的是苏联代表狄里夫扬柯陆军中将。在同盟国四大战胜国签字之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高级将领依次签字。

▲徐永昌将军日本降书上签字，其身旁站立侍从的是王之少将，其身后为麦克阿瑟。

▲签字后的日本降书

参加受降仪式的中国人一共有九位，除了中国代表团的六位军官，还有三名中国记者，分别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黎秀石和中央通讯社记者曾恩波。他们一起见证了这一光荣的历史时刻！徐永昌签字那一刻，亲眼目睹此景的中国记者黎秀石非常激动：“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种种情绪涌上心头。我为中国的将来，为自由，以及为纪念那些为我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祈祷。我为中国那些无名英雄的家属祈祷。”

受降仪式结束后，记者采访徐永昌，希望他在这胜利时刻能向国内的人说几句话。徐永昌沉思良久，说道：“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的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1945年9月2日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永留史册！

徐永昌后来又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49年底，退往台湾，未再担任重要职务，但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一生最荣光的时刻，莫过于在东京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他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代表的是四万万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