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西化始于明末，王夫之乃公知鼻祖

其实明清之际的几位大儒，思想都受到来华传教士携带而来的西学影响，王船山、黄宗羲皆如此，《明夷待访录》中民主式新思想最为典型。

换句话说，这几位大儒其实是不纯的，有问题的。

王船山我直接研究不多，但读《明夷待访录》，我的感觉是，黄宗羲被洗脑了，捡西人民主之小用，失中华义理之大体。他尚无能力认识中西治理模式之异同。《明儒学案》，也误人太多。因此，我对明清之际的儒家印象不好。

之所以说黄宗羲之的《明儒学案》误人子弟，就是他基本假设是错误的，认为思想的发展从学者间的从个人到个人的单线传承，根源是受韩愈，及宋明儒家的道统说所误，而这又根源于佛教。同样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归因于王夫之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来源，压根就不在学术线，而在实践线。一如刘邦思想的来源，不是读书，而是实践。“坑灰未冷山东乱，原来刘项不读书”。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学术线，已经在辛亥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被打倒，即所谓的打倒孔家店。但中国文化的基石在实践，基层的人民的实践，中国文化的传承不仅有依靠学者的学术线，还有依靠人民的实践线，而且实践线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主线，人民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主体。

毛泽东和刘邦一样，都主要是靠实践线来汲取中国文化之营养。

正是从《明夷待访录》中，我发现了明清儒家生吞西学之事实。后来发现有南京大学一位叫许苏民的教授曾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详细谈到王船山“新思想”的西学来源。

下面一段摘录自许苏民的文章《王夫之与儒耶哲学对话》，谈到王船山受西学影响，重新定义了“诚”字。

王夫之接受了利玛窦以“实有”(Being)来阐释儒学范畴“诚”的观点，扬弃朱熹关于“诚者，实有此理”、“诚，实理也，亦诚悫也”(《朱子语类》卷第六《性理三》)的观点，认为“诚”不是一个“可以欺与伪与之相对”的道德范畴，而是一个作为“物之体”而存在的标志着客观实在的范畴：“诚者，无对之词也。必求其反，则《中庸》之所云‘不诚无物’者止矣，而终不可以欺与伪与之相对也。……他认为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假物以为用”的实践活动，由物之用而知物皆实有，由此而确认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以“实有”为本质属性的客观物质世界。

心性-义理的核心在思考，“诚”的真实含义就是真诚的思考、判断，即按本心所具备的良知去思考判断，而后行动。朱熹以先验化的理去解心和诚，事实上已经是去思考化和迷信化了，而王船山则受西学之迷惑而更进一步，用更坚硬和机械的“实在”去解心和诚，则是加剧了去思考化和迷信化。

世人皆以为鸦战后，中国才开始西化，殊不知，此乃第二波西化，第一波发生在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新思想皆第一次西化之产物。也就是说，西学早在明清之际，就披着儒家之外衣，潜伏进了中国。王船山、黄宗羲之学，名为儒学，实则西学，不可不察。

说实话，在我眼中，王夫之、黄宗羲实为中国公知之鼻祖。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说法，明清之际的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中包含着“现代性”，实际就是被西学洗脑的公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