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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建文帝,以全国之力、百万之师攻打燕王北平一隅、八百将士,本来应该是狮子搏兔之势,可谁能想到三年多的时间里建文帝就落得个百万之师丧尽,国都被破,自己生死不明的地步?靖难之役的失败,有人归咎于黄子澄、齐泰的书生误国,有人归咎于李景隆的无能无耻,但是究其根本,懦弱犹豫、视军事为儿戏的建文帝责无旁贷,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向我们呈现了典范式的将一副好牌打烂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建文帝之失有二:一、浪漫幼稚,毫无决断;二、不识军旅,以杀伐之事为儿戏。
作为帝王,建文帝的犹豫反复,毫无决断让本来弹指可灭的燕王终成滔天大患。建文帝靖难之役的失败不在于削藩,而在于削藩的方式。削藩之事势在必行,太祖在位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史窃》记载: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如何?”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
太祖晚年时,之所以不削藩,我认为有两点考虑:一、以人父而打压诸子,晚年的太祖于心不忍;二、削藩之事是太祖特意留给太孙巩固自身权威的,诸王身份尊贵,若能借削藩之事使其臣服于太孙,太孙的皇位将固若金汤,并且太祖不认为区区诸王不可能有反抗之力,太孙继承大统,天时地利人和且自己余威犹在,偏安一隅诸王不可能有反抗的实力。但事实证明,在猪队友手里,没有什么不可能。
削藩之事虽然势在必行,但是削藩的方法却有不同。第一种为主父偃的推恩策,汉武帝时已经实行过的成功的典范,《高巍传》记载,高巍已经向建文帝建议过明朝版推恩策的具体实施方法:将北边诸王的子弟分封在南方,南方诸王的子弟分封在北方;对于诸王,恩荣要更胜前朝,逢年过节派使者嘘寒问暖,赠与赏赐,有贤能的人下诏书褒奖,为非作歹之人,初犯时不追究,再犯时赦免他,多次触犯不知悔改,上告太庙废除之。高巍的推恩策实在深得厚黑学之精髓,以恩及子孙的名义堂堂正正的下死手,又在明面上对诸王恩宠备至,既占大义,又得实利,实在是削藩的上上之策。
但是建文帝的反应是:上颔之。颔之即不知可否之意。初继大统的建文帝有政治浪漫主义的倾向,将削藩之事想得太过简单,对于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不屑一顾,深得帝心的是精于文书工作却从无外出为官经历的黄子澄,春风得意的黄子澄建议为:诸王的兵力仅仅够自守,如果敢起兵,王师一至,谁敢抵挡?
于是建文帝听从了浪漫主义思想荡漾的诸位书生的建议,强行削藩!汉文帝用晁错的《削藩策》引起了七国之乱,山河破碎。强行削藩的后果,相信饱读诗书的建文帝和诸位书生都明白,但是他们都浪漫的认为:临以六师,谁能支之?其实,强行削藩虽是下策,但是以建文帝桌面上的筹码,即使是下策,建文帝也能用实力强行碾压燕王,毕竟燕王虽受封北平,但是北平军政皆在朝廷之手,燕王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府兵,以天下大势猝然临一府之兵,怎么算都没有失败的可能。但是在削掉了周、齐、湘、代、岷王,正待一鼓作气拿下威胁最大的燕王时,建文帝看到了燕王给自己的自解书信,恻然良久,感叹到事情要不就到此为止吧!他开始犹豫了:我即位还没多长时间,就连着罢黜了诸位王爷,如果今天再削掉燕王的话,我怎么向天下交代呢?此时,建文帝的幼稚和优柔寡断暴露无遗。
削藩是一场战争,一场人头滚滚尸横遍野的战争,不是游戏,在战争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杀死敌人是最高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哪里还能考虑何以自解于天下?若想怀柔,刚开始就推行推恩策,若干年后再效仿汉武帝的酎金夺爵案一举加强中央集权,对于诸王,这是无懈可击之策;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就效仿汉文帝《削藩策》,明朝诸王无法染指封地军政,与汉初诸王的煊赫权柄相比,是云泥之别。强行削藩当快刀斩乱麻,大兵压境宣削藩旨意,臣服者削职为民,不服者就地格杀。焉能削藩到一半自己觉得于心不忍又不削了?此时朝廷和诸王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地步了,
就算朝廷此时想罢手,剩下的诸王定然也兴兵作乱。建文帝的浪漫幼稚,犹豫反复直接导致了一北平布政使和北平都指挥使可率兵平之的燕王府,从容布置,诱杀北平布政使与都指挥使,一夜占领北平,兴兵南下。此时,燕王之势虽有所增长,但亦是以卵击石,但生于深宫、不识兵旅的建文帝,以杀伐之事为儿戏,在将士出征时,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之名。其幼稚迂腐,竟一至如斯。晋惠帝以“何不食肉糜?”贻笑天下,以其不知民生;建文帝的“无使朕有杀叔之名”实可匹敌“何不食肉糜”,后者不知民生,前者不知军事。
正因为有建文帝迂阔可笑的命令,史书记载,在靖难之役的战场上,常常会出现可笑的一幕:燕王数危矣,诸将奉帝诏,莫敢加刃,王知之,每奔北,独以一骑殿后,迫者不敢追。这可能是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最为神奇的一幕,两兵交战,失败的一方主将亲自垫后,来往奔驰掩护己方撤退,敌方连靠近都不敢靠近,唯恐伤到败军主将。这到底是战争,还是游戏?
如果是战争,哪里有不伤主将的做法?如果是游戏,我的兄弟袍泽为何尸横遍野?可以想见,此时朝廷将士的悲伤沮丧,敌军杀我兄弟,我却不敢伤敌军主将分毫,难道我们就活该送死吗?建文帝的荒谬命令甚至导致了,燕王以十余骑视察敌营被大军围困,燕王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仓卒相顾愕眙,不敢发一矢。建文帝以仁义慈悲闻名后世,可是此种以一己名誉之私,而累数十万忠于朝廷之将士无辜惨死的做法,与穷兵黩武之暴君有何不同?死于穷兵黩武的将士,死后依然可享烈士之名;死于建文帝愚昧昏庸的将士们,生前舍命卫国,死后却被视为逆乱之士,妻子家产没灭殆尽,以此观之,建文帝之假仁义伪慈悲比残暴嗜杀的永乐大帝更面目可憎。
削藩不成反被爆,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在靖难之役时明明占据极大的优势,却被造反的燕王朱棣率兵攻进皇宫,从九五之尊跌落谷底下,失踪后下落成谜。
建文帝朱允炆成功的演绎了一出顺风瞎浪被人逆风翻盘的惨剧,这位以仁厚纯孝为招牌的短命皇帝,最让人吐槽的恐怕是他那句,别伤害我叔叔,我不想背锅。
根据明史《成祖本纪》记载:王以十余骑逼庸营野宿,及明起视,已在围中。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贻,不敢发一矢。
朱棣带着十几个人就敢闯进敌营,在重重包围下愣是全身而退,很有几分关公单刀赴会的既视感。建文帝战败失踪后,责任有一大半都推在他的迂腐仁慈的性格上。
建文帝或许真的性格温厚,只是天家无亲,封建社会皇室成员情感淡薄,在皇位的诱惑下骨肉相残的案例数不胜数。不光皇室古往今来的贫民百姓也是如此,在巨大利益的冲击下,再亲近的血缘关系,也可能不堪一击。
建文帝对这些叔父下手的时候一点也不手软,湘王、齐王、代王、岷王这些分封在各地的王爷,死的死废的废。这个所谓毋使负杀叔父名的天子之诏,更像是一块避免影响仁义之名的遮羞布。
建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21岁,朱棣这些裂土封疆的王爷,手握重兵镇守从东北到西北的边境,时常以防备异族入侵为理由,搞演习秀肌肉索要粮饷。这些叔父在建文帝心里,更像是一头头眼红到随时可能扑上来咬他一口的恶狼。建文帝要削藩,削了一圈最后削到朱棣,导致朱棣忍无可忍起兵奉天靖难
建文帝为啥要削藩,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觉得封藩制度不合理
这个封藩制度是他爷爷朱元璋设计的;罪魁祸首朱元璋…
虽然朱元璋设计的封藩制度确实有不合理之处,但在建文削藩的时候还并没有发展到离谱的程度
甚至对建文还非常乐观,最强的四王中二叔秦王和三叔晋王在自己登基之前已经死了,新的秦王和晋王都没有建立自己在封地上的绝对威信,只剩下兵力最强的十七叔宁王和个人能力最强的四叔朱棣
内地诸王相比燕宁二王无论军力还是能力都不在同一水平
其实这时候先削燕还是后削燕,建文的胜算都是非常高的
但建文第一年的操作简直蠢的匪夷所思,在建文登基的12月内,除去削减了诸王护卫,回收了诸王部分权利这些常规并不激烈但信号明显的操作以外,还光速制裁了5家藩王,周代湘齐岷,这五家有4家被贬为庶人,湘王全家自焚,这是一年之内的操作,急得像是赶着要投胎
建文削藩直接一撸到底,且削起来急不可耐,一个月就能削3个,这种毫无下限的做法,完全不顾及皇族宗亲的体面,不给朱棣留任何妥协的余地,直接将权利斗争激化成了生死矛盾
然后最神奇的操作来了,在连削5藩以后把在南京当人质的朱高炽三兄弟放回去了…
建文帝将矛盾彻底激化以后又把朱棣的后顾之忧给朱棣送了回去,至此朱棣再没有生的希望也没有死的顾虑,开始奉天靖难
整个靖难之役的开始,看似是朱元璋制度埋下的隐患,但完全是建文一手加速激化爆发完成的
但凡建文能给把削藩时间放长一些,给被削的藩王就一些财富和皇族的体面,靖难之役都有可能不会爆发
朱元璋也知道自己这些儿子都对皇位有想法,临死前留下遗嘱: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朱元璋生怕朱棣这些儿子来京城奔丧,小皇帝没办法压住场面顺利登基。
按照朱元璋的安排,年轻力壮的儿子们坐镇边疆严守国门,经验薄弱的孙子呆在京城做一个文治的安乐皇帝。就算是权力分散,那也是相对理想的局面。手心手背都是肉,朱元璋从底层逆袭上位,对待敌人甚至是功臣,心狠手辣动不动就抄家灭族。
可对自己的子嗣就宝贝的不行,朱元璋希望自家开枝散叶永世不朽,一连写了二十首诗分别送给二十六个儿子。
朱元璋让儿子们在给后代取名字的时候,按诗句的顺序选择第二个字,以五行相生的顺序作为第三字的偏旁,半自由的确定名字。朱家的名成了后来清朝文人翻译元素周期表的素材。
朱元璋的算盘打的很精,可朱允炆却不按爷爷的套路来。建文帝上位很快就更改了洪武时代朱元璋的一些法令,几个月后刚感觉站稳脚跟就打算对藩王下手。据说当时藩王之中,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建文帝一开始就想对燕王下手,可他的狗头军师黄子澄却说直接对燕王下手可能导致狗急跳墙,应该先挑软柿子捏。
黄子澄作为太子伴读多年来忠心耿耿,建文帝很容易就相信了他的判断。不久就以造反的名义把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逮到京城圈禁。随后建文帝仗着势大,气儿也不喘的一连干掉几个藩王,要不是自己三个儿子全在建文帝手下充当人质,燕王可能直接选择揭竿起义。
为了解决庄自己的后顾之忧,燕王朱棣装病上书,恳求建文帝放三个儿子回来见自己最后一面。这时候黄子澄建议建文帝放掉朱棣的儿子,既能避免朱棣以此为理由起兵造反,又能麻痹燕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建文帝这方早早的把刀都亮出来,都快架到人家脖子上了,还想着能够假惺惺的麻痹燕王朱棣,也不知道黄子澄是怎么推算出这个逻辑的。
同样是的削藩,清朝康熙帝在吴三桂的造反的时候,直接把留在京城充当人质的驸马吴应熊下狱处死,给对手心里狠狠的捅了一刀。过去的经验总会影响未来的选择,建文帝之前听从建议吃到了甜头,又一次选择相信黄子澄的判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建文帝总想着用软刀子一点点削弱燕王的势力,结果却给了燕王足够的时间喘息。
朱棣觉得翅膀硬了之后,打着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造反。建文帝毕竟坐拥天下,朱棣的实力跟朝廷相比弱了不少,起兵初期吃了好几次败仗。建文帝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在燕王朱棣的算计下,猜忌征战的将军,战时贬官更换元帅。
后来朱棣抓住机会在郑村坝击败建文帝任命的大将军李景隆,前前后后蚕食了几十万士兵,让建文帝一方元气大伤。当时黄子澄与御史大夫等多位大臣陆续上书多次诛杀李景隆谢罪,可建文帝就是不听。燕王打过长江后,建文帝还派李景隆和谷王去议和,希望能跟朱棣划江而治。这会儿建文帝已经被打怂了,完全没有战意。
开弓没有回头箭,燕王朱棣以清君侧扫除佞臣的名义起兵,这会儿要是同意划江而治,自己名义上的立场就没有了。时间一长建文帝作为名义上的正统皇帝,肯定会恢复元气。所以燕王朱棣把心一横,试图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继续带兵进攻。
建文帝不仅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自己派出去的李景隆和谷王,还成了打狗的肉包子,去了直接成了对面的营养口粮。燕王打到金川门的时候,这两人直接开门投降。尤其是李景隆直接从战败的罪臣,成了朱棣上位的从龙功臣。功劳甚至还在朱棣原本的手下之上,每次商议大事都位列首位。
朱棣登基后,废除了建文年号,恢复洪武纪年,不仅如此他还下令销毁建文帝所有制度,连宫殿的名字都改成新的,试图抹除一个皇帝留下的所有痕迹。直到明朝灭亡后建文帝才在南明恢复皇帝的庙号,也是够窝心的。过早的承担超出能力之外的负重,会让人步履阑珊头脑混乱,轻装上阵才能更加从容。
靖难以后建文帝朱允炆藏在哪里了?为何下落不明?这个问题万历皇帝朱翊钧问过张居正。张居正说建文帝当和尚去了:
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
——《明神宗实录》
但张居正给出的答案并不是明朝的官方答案。
明朝的官方答案是“建文君自焚”。
先前朱棣为了粉饰自己当皇帝的合法性,指使臣下销毁建文时期编纂的《明太祖实录》,重新改写,大肆歪曲建文、永乐之际的历史真相。把已经当了四年皇帝的朱允炆,改称建文君,直接无视明朝第二代皇帝的存在,还宣称,建文君自觉没脸见人,在宫中自焚而死。
实际上这说法朱棣自己都不信,以至于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氵荧)以寻找以寻访道长张邋遢(张三丰)为幌子,暗中侦查建文帝踪迹,前后达十四年。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胡荧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荧至,急起召入,荧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荧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明史·胡荧传》(这个字打不出来,没办法给人名都改了)
简单来说就是“胡报告说在西南发现了建文君的踪迹,因此否定了出海的传言”。
到了清代,史官看着前朝这堆破事,进退两难,以至于在《明史》中给了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张廷玉《明史·本纪第四·恭闵帝》
同为清人的夏燮看不下去了,吐槽说“既云‘帝不知所终’,何以下文又有‘出帝后于火中’之语,未免上下矛盾”,他的《明通鉴》倒是给了个合乎逻辑的说法:
上(建文帝)知事不可为,纵火焚宫,马后死之。传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编修程济、御史叶希贤等四十余人从。
据夏燮的考证,《明史·恭闵帝纪》所说“出帝后于火中”云云,照抄《明成祖实录》,“帝不知所终”云云,则是“野史之说”。他说,明人有关此事的记载,有“数十百种之多”,即使收入《四库全书存目》的也有二十多种,大多是说建文逊国以后“为僧之事”,而不认为“宫中火起便是建文结局”。
其实记载建文帝逃亡事迹的野史,最可信的大概是他的随行官员史仲彬写的《致身录》、程济写的《从亡随笔》,由于犯忌讳,这两本书难以流传。因此钱谦益认为是万历年间突然冒出来的“伪书”。但另一方面有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博学名士为之作序,可见他们并不认为它是“伪书”。
张岱《石匮书》写到建文帝逃亡事迹,大量引用《致身录》与《从亡随笔》。
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
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
——《石匮书·卷二·让帝本纪》
祝允明写于正德六年的《野记》,说“建庶人国破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到英宗正统年间复出,送回北京,经老太监验证,确凿无疑,“上命迎入大内某佛堂中养之”。
嘉靖时兵部尚书郑晓所写《建文逊国记》,对于建文帝逃亡生涯有很详细的记载。至于可信度,就见仁见智了。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与大多数王朝一样在第二代皇位传承上出了问题。大明首位太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嫡长子朱标,朱标自幼受到悉心教导,性格仁慈宽厚,朱元璋对其寄予厚望。然而命运不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视察陕西回来后的朱标因风寒病逝。为了大明千秋万代,朱元璋没有打破嫡长子继承制,立嫡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就这样继承千秋王朝的重担便落到了年幼的朱允炆身上。
朱允炆跟他的父亲朱标性格相像,也是个宽容仁慈的人,在位期间优容文士、宽刑省狱、减轻赋税、裁减冗官冗员,改变了洪武一朝的严厉政策。但不到四年燕王朱棣就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朱允炆本人也下落不明。而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就在朱允炆自己,真是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朱元璋是贫农出身,打下天下十分不易。登基称帝的他还是摒弃不了小农思想,重启分封制,将除了太子朱标以外的所有皇子都分封到各地建立藩国,使得明朝版图几乎被老朱家的人“垄断”。本来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在各地如同众星拱月般拱卫京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藩王的实力越来越大,严重威胁到了皇权。因此朱允炆上台后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削藩。
虽说朱允炆性格宽厚,但他在削藩这件事上真是十分狠辣。他以先弱后强、先易后难的顺序在一年之内连削五藩,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全部被废为庶人,其中湘王不堪受辱在家中自焚而死。湘王自焚这事使得朝廷与各地藩王彻底对立,燕王朱棣也知道自己难逃厄运,便开始做反抗的准备。
朱允炆在削燕藩中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将朱棣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放了回去。这三人在明太祖驾崩后前来南京吊唁,相当于羊入虎口,朱允炆完全可以将这三个堂弟软禁起来,以此要挟朱棣。可此时传来了燕王病危的消息,朱允炆孝心泛滥,就放走了朱棣的三个儿子,想着让他们见自己父亲最后一面。谁知这都是朱棣在装疯卖傻,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人在日后的靖难之役中都屡立奇功,加速了朱允炆的失败。
朱允炆在削燕藩中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心慈手软,他下令说“勿使朕背杀叔之名”,正是这条命令让朱棣“刀枪不入”,屡次脱险。不过这条旨意可能也有第二个意思,就是朱允炆希望手下士兵能够在战场上杀死朱棣,别送来京城让他难堪。但手下将领意会的意思就是要活捉朱棣,这才导致朱棣屡屡逃生。
朱允炆在削燕藩中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临阵换将。朱允炆起初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军13万讨伐燕京。但老将耿炳文被燕军击败,朱允炆得知消息后便采纳黄子澄的建议,任命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对燕军作战。可李景隆是个草包,在对燕作战中屡次失败,最后还在朱棣进逼南京时主动打开金川门迎接燕军,致使南京失守。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耿炳文虽然打了败仗,可那仅仅是一些小败,并未伤及元气,朱允炆却火急火燎的换将,还用人不当换了个草包上去,以致一败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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