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鲁仲连为何会说：让我给秦国当百姓，我宁可跳海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留下了深厚的影响，秦始皇并非暴君，他一心想建立一个流传万世的伟大帝国，可秦朝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

秦二世元年，陈胜凭900人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他说

“天下苦秦久矣”。其带来的连锁反应一发而不可收拾，关东的广大地区以内，杀官造反的人不计其数，都迫切地想脱离秦朝的统治。

秦朝到底做了什么，让百姓觉得如此痛苦，以至不得不推翻它。以秦始皇的天纵英略和伟大理想，怎么会刻意地推行暴政而得罪百姓呢？这其中，有很多不为后人所知的背景。

“天下苦秦久矣”

陈胜说服大家起义，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而是用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这说明秦朝的问题并不在于某几个方面的缺失，而是整体上的缺失。

事实证明，这一点在当时的环境中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共识，所以陈胜根本不需要多说什么，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就足以引发所有人的共鸣。

那么，秦朝的老百姓到底有多“苦”呢？所谓的“苦秦久矣”，这个“久”，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苦”是一个象形字，本意是指一种味道极苦的植物，现在还有一种常见的植物叫作“苦菜”，味道极苦可以入药。但是这个字当做动词用的时候，在汉代被引申为“厌恶、痛恨”的意思，而不是指痛苦。

在《史记•李将军列传》当中有一句话：“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不识”，是说士兵们都愿意追随李广而厌恶程不识。也就是说，陈胜的这句话实际上应该这样解释：天下人厌恶秦朝的统治已经很久了。

到底有多久呢？距离陈胜在大泽乡起义之时，秦始皇统一全国不过才12年，十二年可以称得上很久吗？六国的老百姓厌恶、痛恨秦朝或秦国统治的时间只有十二年吗？

陈胜是故楚国人，而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的几十年间，齐国人鲁仲连就曾说过：

“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如果秦国称帝，而秦国坏的政治制度行于天下，那么我宁可自己跳进东海自尽，也不愿意给它当顺民。

这个事情发生在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年间，可见在那个时候六国的百姓就已经非常厌恶和痛恨秦国了，而他们厌恶和痛恨的是秦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秦王本人，更不是后来的秦始皇。

那么，这种令所有人痛恨的秦代政治制度到底是什么呢？秦国的国君和后来的秦始皇难道不知道百姓痛恨这种制度吗？

1973年，毛泽东主席写了一首《七律》送给郭沫若，已经把这种政治制度讲的很清楚了，其中写道：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历朝历代都在施行的“秦政法”，实际上就是

郡县制和法治。秦始皇是重要的政治变革者，在秦代以前，古代的政治制度是“三代之政”，也就是以礼治国的“圣人之政”，而秦始皇以后的国家则都行使以法治国的郡县制。

毛主席认为“三代之政”虽然被儒家吹嘘得很美好，但实际上是“糟糠”并不现实，并不适用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相反，毛主席肯定了法治和郡县制，认为这才是治国之道。

然而，秦始皇时期的“法治”跟我们现在的法治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法治追求的是“以人为本”，用法律的手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秦朝时期的法治，则是利用法治约束百姓，让百姓安分守己，为统治阶级创造最大的利益。

秦朝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脱胎于秦国，而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虽然使秦国的国力大增，但是在当时的秦国已经引起了极大地民怨，只是后来被强行压制下去，而商鞅本人也成了民怨的牺牲品。

秦始皇想把这一套制度推广到全国，在六国后裔对秦国本来就有家仇国恨的情况下，自然要激起民愤了。

这样一来，问题就回归到了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制度，和该制度对平民百姓造成的影响上了，秦朝时期的百姓生活在一种什么状态之中呢？

“礼义而尚首功”

鲁仲连说：

“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所谓的“弃礼义而上首功”，说的就是秦国放弃周朝以来所盛传的仁治，取而代之以功利性的奖惩制度。

当初商鞅游说秦孝公，先说以王道，而秦孝公不感兴趣，因为秦孝公觉得这个方法见效太慢，甚至操作起来很不现实，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

“孔学名高实秕糠”。王道指的就是“三王之道”，就是以仁义礼智信治国。

于是商鞅摸准了秦孝公的脉，继而说之以霸道，就是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快速的富国强兵，从而在诸侯国之间称王称霸，秦孝公对这个路子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兴趣。

商鞅所用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用法律和奖惩制度鼓励国民为国家机器创造最大价值。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战功，多在战争之中猎取敌人的首级；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战时杀敌立功，闲时闷头耕种，为发动战争储备粮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商鞅还创造了一套理论，就是所谓的除

“六虱十徳”。

六虱是岁、食、美、好、志、行，商鞅认为，国家穷是因为国民太穷，国民穷则是因为农、商、官不努力生产，所以要用刑法强迫他们从事生产劳动。老百姓有钱了，国家自然也就有钱了。

但是如果整个国家都富足了，就容易滋生享乐情绪，生产就积极性就会被打消。所以，当国家富足了之后，就要发动战争，把国家和民间的财力在战争中变成疆土，老百姓就会再次陷入贫穷，才会继续努力地耕种。

如此循环往复，百姓就能释放最大的价值，而秦国的疆土也会越来越大。

《睡虎地秦简》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名士兵向家中索要财物和衣服，说“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家里在不送钱和衣服来，我在这里就冻死、饿死了。战争，是消耗民间财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为了到达以上的目的，使国民持续地为国家机器输出力量，就要杜绝传统的十徳：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就是把以前那些美好的道德观全部杜绝，让百姓不要有什么想法，可以一心一意的扑在生产和战争中。

所以，秦国的法律鼓励官斗而禁止私斗，战场杀敌要卖力，打架斗殴不可以，一经发现将会遭受严重的惩罚。

为了严密地控制百姓生产和立功，秦朝制定了一系列细密的法律和奖惩制度，把秦国编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国民在笼子里的时候不顾一切、闷头生产，而放出笼子以后就嗷嗷的杀人。

根据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记载，秦国的法律规定：农民在从事劳动生产的过程中，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出门，并且按照规定的时间回家，如果违反了相应的时间就要受到惩罚。

《史记》中也曾经说过，秦朝的百姓如果不积极耕种，而是从事其他的手工或商业活动，因此而导致贫困，全家都会从耕农降籍为奴隶。

对于地方的基层官吏而言，必须要对所有的土地进行分类登记管理，如果哪一块土地因为管理不善而导致减产，相关的基层官吏都会追究责任，严重影响到官职升迁的考评。

在《睡虎地秦简》中有一段查封某士卒家产的记载，里面将他的房屋、妻妾、孩子、衣服、器物和牲畜都做了详细的登记，甚至连他家有一条公狗都如实记录。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便继承了秦国时期的这些政治制度，加上融合了韩非的法制理念，将秦法编织得更加细密，把老百姓的很多言行举止都做了有关规定，并且在六国范围内推而广之。

所有的百姓都在闷头生产，而秦朝的高税收又让他们持续处于贫穷的状态，据记载，秦始皇统治时期赋税收入为全国百姓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二。

秦始皇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天下百姓持续地为朝廷提供资源，让每个人都在这种繁巨的劳动中老死终生，这样就不会再有人出来推翻秦朝，从而达到他把秦王朝传至万世的理想。

这种制度跟六国百姓的生活习惯截然不同，我们可想而知，这种种的束缚给本就对秦朝充满仇恨的六国后裔造成多大的精神压力。

《盐铁论》中说：

“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作为秦朝的百姓，你的一言一行，都能在秦朝的法律中找到规定，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违法。

因此，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并不在于历代秦王或者秦始皇的暴行，而是在于秦朝繁巨而细密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给六国后裔带来了巨大的颠覆和伤害。

所以，刘邦在攻取咸阳以后，为了获取关中百姓的民心，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关中百姓生怕他不能成为关中王。

这是因为，约法三章意味着废除了秦朝时期繁密的法律，取而代之的是三条符合人情的约定。杀人者要抵命，伤人的人要治罪，偷盗的人也要治罪，保障了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秦朝时期规定的那些多如牛毛的法律，全都不算数了。

老百姓要的从来都很简单，这样一来，大家能不高兴吗？

总结

后人总说秦始皇残暴，实际上以秦始皇的雄才伟略和伟大理想，怎么会不懂残暴的后果。

事实上，当儒家的仁治在战国时期被否定了之后，秦始皇一时找不到一种更好的政治制度来治理如此大的国家，所以只好延续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那套法制，因为那是在战争时期经历过考验的。

楚汉之交，百姓又否认了秦始皇的这套制度，但是像项羽、刘邦这些人一时也找不到替代者。直到汉朝建立以后，才算是摸索出了一套经验——

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是不能马上治天下。

这套经验也是从秦始皇那里吸取的教训。

所以，老百姓恨秦朝，其实恨的是秦朝的政治制度，因为制度而恨秦始皇这个人。而秦始皇如果生于汉代以后，必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君王。只可惜他生于两种政治制度更迭的时代，只懂打天下，却不懂治天下，不幸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