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宴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哪些改革方案呢

公元755年，唐帝国内部因爆发严重的叛乱（安史之乱），经济发展几乎陷入停滞的状态。唐廷一边调集军队镇压叛乱，一边又想尽办法在实际控制区域已经大幅度缩小的情况下扩大税收。即便在战争结束后，唐廷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每年的财政收入来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为此，唐皇任命刘宴上台主政。

那么为了增加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刘宴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哪些改革方案呢？这些改革方案又是否产生了积极影响呢？

上图——安史之乱前唐帝国疆域图

一、对第五琦的榷盐法进行改进

在刘晏对帝国财政进行改革之前，第五琦就曾经提出过一项为帝国财政带来大量收入的榷盐法。简单来说，榷盐法就是将售卖盐的权力回收至政府手中。当国家垄断了食盐这一不可被替代的生活物资之后，便提高11倍的价格出售，从而获得大量的利润。

刘晏在意识到榷盐法的弊病之后，随即对其进行了改进。首先便是放松了对食盐的管制，允许民间商户代为销售。就连盐的转运工作，也下放给了民间商户。当然，民间仍然不许私自煮制食盐。简单来说，就是刘晏将盐利从之前的官府垄断转变为了官民共享。

上图——古代从事盐业的百姓

很明显，第五琦的榷盐法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为帝国财政带来惊人的税收增长，但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在榷盐法实施之后，百姓购入食盐的成本大幅度增加，许多贫困家庭根本无力购买。久而久之，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进而动摇唐皇的统治根基。

在榷盐法经过刘晏的改进后，彻底消除了榷盐法本身所具备的弊病。况且朝廷也并不是一无所得，仅仅是让出了部分盐利就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和盐价的目的，可谓是一举两得。

二、全国推行常平法

战争，必然会带来混乱。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所带来的混乱并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戛然而止。即便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市场上的物价仍然常常出现剧烈的变动。商人们通过各种手段垄断了某一商品，随后又将其高于市场价格出售。商人们虽赚的"盆满钵满"，但普通百姓却叫苦不迭。

上图——安史之乱示意图

刘宴接手相关事宜后，随即推出了常平法并要求全国各地都要付诸实施。所谓常平法，就是在某一商品低于市场价格时由官府出面大量采购。当该商品的价格因被商人垄断而被快速炒高时，官府再将储存起来的商品低价出售，以起到稳定市场物价的作用。对此，《新唐书·列传·刘晏传》中曾经有过相关记载：

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

实际上常平法并非是刘宴首创，早在西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就已经采取过类似的方案，即平准均输法。

二者都是在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以官府的身份介入其中并购入大量的物资储存起来，继而起到在下次波动到来之际稳定物价的作用。

当常平法得以推行后，社会物价逐渐稳定下来。即便有商人想要恶意搅乱市场价格从而达成获取更多利润的目的，也会因官府的介入而"血本无归"。此举虽然伤害到了商人的利益，但却维护了百姓的利益。

也就是说，常平法虽然是一项经济措施，但还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上图——汉武帝时期的理财家桑弘羊

三、治理漕运，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在古代中国，漕运一直是帝国内部周转的重要交通渠道。所谓"要想富先修路"，此路不仅可以指陆地上的道路，也可以指水上之道路。漕运不通，意味着水路不通，这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

安史之乱过后，唐皇在处理政治问题时已经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放在治理经济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内部的漕运逐渐堵塞，已经无法发挥其本来的作用。刘宴主张对原有的运河进行疏通，使其恢复原有的功能。

上图——安史之乱后唐廷的实际控制区域

随后，刘宴又建造了多个大型造船厂。建造这些船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生产装载量更大的专门运输漕粮的船只。同时刘宴又在许多重要的停靠点建造了粮仓，各地船只以接力的形式分段运送，这无疑提升了转运的效率。对此，《资治通鉴·唐纪》中曾经有过相关记载：

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馀万斛，无斗升沉覆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

经过刘宴的治理，漕运的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先前帝国投入在粮食转运上的经费，也随着漕运效率的日益提高而逐渐减少。

虽然刘宴治理漕运所带来的收入提升相对来说不算特别明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刘宴在治理漕运的同时减少了许多帝国财政在这一领域的固定支出。固定支出的下降，年财政收入的提升，二者同时发挥作用便使得这一改革成果变得十分可观了。

同时，治理漕运所带来的红利并非是短暂的。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帝国都将一直享受到漕运疏通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红利。

从长远角度看，这一方案对帝国财政的积极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上图——被投入使用的漕运交通

四、结语

在刘宴提出的改革方案得到全面推行后，帝国财政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迹象。且这种好转迹象并非是微弱的，而是为帝国财政提供了大量且十分可观的税收增长。

通过对漕运的整改，使帝国内部的水上交通得以重新发挥作用。由于运转效率的提高，先前朝廷在这一领域的固定经费支出便得到了减少。在这一基础上，刘宴的常平法才能够得以有效实施，为经济能够恢复至战前水平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

总的来说，刘宴为封建统治者所提供的改革方案都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也正是凭借"刘宴理财"所带来的红利，唐帝国才能够尽快摆脱安史之乱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后来中兴之世的出现奠定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