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最大的决策失误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能够高歌猛进的必要前提之一。粗看，挟天子者，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获得士族支持，征辟人才，以加封为饵获得高额收益，但细究之下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对于当时的曹操而言。

其实最早提出“挟天子”这个概念的并不是曹操，更不是荀彧，而是沮授。据《献帝传》记载，兴平二年冬，汉献帝避难曹阳之时，沮授就建议袁绍“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以便“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但他的建议遭到了同事郭图和淳于琼（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右校尉）的坚决反对。

郭图和淳于琼一致认为：一旦将献帝接到邺城，届时就不能不遇事请旨，“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那就很被动了。于是，袁绍在权衡利弊之后，打消了西迎汉献帝的念头。

而曹操有这个想法是在建安元年（196年）正月。当时由于李傕郭汜火并，张济、杨奉、董承等人趁机护卫着汉献帝逃离了长安。但是，逃离魔掌的献帝仍然没有脱离苦海，他一路东行，不但饱受风餐露宿之苦，而且时刻担惊受怕，唯恐被业已反悔的李傕等人追上。

就在献帝君臣颠沛流离之际，刚刚巩固兖州根据地的曹操，接受了治中从事毛玠“宜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初步形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计划：将献帝接到身边，以收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效。

但令他意外的是，当他兴致勃勃地将这一计划交给手下幕僚商讨时，响应者寥寥，唯一支持的人，是他的首席谋士荀彧。

而荀彧之所以大力支持，也并非为主公的事业着想，而纯粹是他本人的“恋汉”情结使然。他用以论证的三条论据——奉主上以从人望，秉至公以服天下，扶弘义以致英俊，貌似理义充足，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曹操听了之后，却很受用，就此坚定了迎献帝的决心。

于是，建安元年三月，曹操派了扬武中郎将曹洪带兵西上，去迎接穷困潦倒的汉献帝。

但好事多磨，由于受到了“护驾功臣”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的顽强阻击，曹洪没能完成使命，曹操的挟天子计划一度搁浅。

然而这时有一个叫董昭的济阴定陶人，出于对曹操的好感，居然以他的名义，给“护驾功臣”之一的杨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信中先是将杨奉吹捧了一通，然后表达了愿与他真诚合作、生死与共的意愿，并表示无偿为他提供粮草。杨奉大喜过望，即刻上表，让献帝拜曹操为镇东将军、费亭侯。

曹操接到委任状后，立马作了《上书让封》表，积极回应，就此取代了董昭与杨奉建立了“友好往来”的联络。这样你来我往，不但使得曹操进京勤王的阻力不复存在，也为此后迁都许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建安元年七月一日，颠沛流离了五年零四个月又十五天的汉献帝，终于跌跌撞撞地回到了满目疮痍的故都洛阳。

这时的洛阳几乎焚烧一空，文武官员只能拔荆除草，居于断墙破壁之下。更要命的是，吃饭也成了问题，凡是官衔在尚书令以下者，都要到郊外采摘野菜，因此饿死的，不在少数。

于是，在建安元年八月，应杨奉的秘密邀请，曹操回到了已经阔别将近七年的洛阳。

曹操进抵洛阳后，首先将负责保卫工作的韩暹赶出了洛阳，然后以录尚书事、司隶校尉的身份，控制了军政大权，接着在清洗异己的同时，册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冲，尚书仆射钟繇等十三人为列侯，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最后把汉献帝挟持出洛阳入许都，完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后一步。

曹操当然不是因为真心拥戴汉室而将汉献帝迎到身边。他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汉室的招牌和影响，为他的个人事业服务。曹操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控制了汉献帝，就能处于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地位，但他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汉室这块破招牌所具有的能量。

因为当时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汉朝天子，早已威严扫地。郭图和淳于琼就认为：“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已经将东汉皇朝看作是不雕之朽木，必沉之破船。袁术更是干脆自立为帝。

从来没有哪位诸侯，因为曹操是皇帝的代言人，就主动请求接受曹操的领导。而相反，无视曹操的这种身份，与他为敌的诸侯，倒是不胜枚举。还在曹操将献帝奉迎到许都的建安元年，袁绍就拒不接受曹操的安排，担任有名无实的太尉。结果曹操无可奈何，将自己刚刚到手的“大将军”拱手相让，才暂时平息了袁绍的怒火。

因此，至少在对汉末形势的分析上，曹操是不如郭图、淳于琼二人的。

虽然献帝驻践许都之后，全国各地确实有许多名士纷至沓来，但其中少有真心实意投效者，而像孔融、祢衡之类，完全是意气用事，极尽所能地侮辱曹操的人格，对曹操的政策说三道四，他们的到来，实际上使得本来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曹统区，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而且，这种杂音在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大声。

同时也因为汉献帝的到来，从曹操阵营内部，逐渐分化出一批倾向于汉献帝的人物，荀彧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自从做了汉天子的尚书令，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变成了如何确保、重振东汉皇业，在政治立场上已经与曹操同床异梦。而在献帝到来之前，曹操阵营即便不是铁板一块，也至少是一致对外的。

因此，被奉迎到许都的汉献帝，对曹操来说，非但不是一种政治资产，反而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军事和心理负担。曹操从此不但要为皇帝及其庞大的官僚机构，长期无条件的提供住宿、食品和其他开支，还不得不调拨出足够的兵力加以保护。

更令曹操烦心的是，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汉献帝，绝不甘心接受曹操的控制。自命不凡的他，以中兴之主自诩，暗中联络了董承、吴兰、王子服等人，密谋发动政变，以期杀死曹操。

因此曹操在筹划对外用兵的同时，必须时刻提防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以及那些蠢蠢欲动的拥汉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他的对外战争。官渡之战就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官渡对垒期间，理当是曹操充分发挥“挟天子”这一政治优势的大好时机。但实际上，在袁、曹决战之前包括在战争进行过程之中，曹操阵营内部摇摆不定者，有之；州郡牧守中叛曹降袁者，有之；乘机扩充地盘而攻曹者，有之；坐山观虎斗，欲收渔翁之利者，也有之。反正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根本看不到“挟天子”对曹操最终取胜有何积极作用。而相反，“挟天子”不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在一段时间内分散了曹操的注意力，“衣带诏事件”就发生在袁、曹决战前夕。

另外，在处理汉献帝及其追随者的问题上，曹操也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虽然无意成为汉室的中兴良臣，却很想把自己打扮成举世无双的忠臣，从而使得这场强弱分明的权力斗争，呈现出本不该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曹操不久就发现，自从他将汉献帝挟持到许都之后，不但引发了内部持久的骚动，而且他从此成了众矢之的，被他的政敌“口诛笔伐”成了“奸相”、“汉贼”。要是汉献帝不在他身边，又何至于如此声名狼藉。

建安年间的各路诸侯，虽然接受了汉天子的官职，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天子家臣，因为他们既不向朝廷纳贡，也不臣服于汉献帝。譬如刘备，他“兴复汉室”的口号，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汉献帝的合法性；又如孙权，也在建安五年，认同了鲁肃“汉室不复兴”的观感；至于袁绍，从来就没有正式承认过汉献帝。

这些所谓的诸侯，本来没有什么资格对曹操说三道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也根本不愿为汉室作哪怕一丁点的贡献。他们之所以反对曹操挟持天子，也不是因为担心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的真实意图就是借此攻击曹操，毁坏曹操的名声。损人利己，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有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多如牛毛，但从来不曾出现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成功案例。与曹操同时代的董卓，就因为有意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果不但没能实现目标，反而成了关东盟军的讨伐对象。曹操的可悲，在于他未能及时总结董卓的教训。

也许有人会举出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加以反证。但实际上，尊王攘夷与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在尊王攘夷旗号下，各路诸侯之所以会听从齐桓公的号令，是因为他们都受到了夷人的威胁，所要对付的，是他们共同的外部敌人。而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打着天子的幌子，行党同伐异之事，所要对付的，是内部的异已势力。

其实，曹操其实根本用不着打汉室这块招牌，他军政实力的增强、势力范围的扩展，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与汉室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但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惠，反而为供养汉献帝及其官僚机构浪费了大量的物力，也因此被指责得体无完肤，真是冤枉。

曹操本人也逐渐意识到，他的巨额投入，犹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但毫无收回成本的希望，而且弄得名声越来越臭。因此，他在暗自后悔之余，也在积极寻求对策。

建安九年，曹操将大本营从许都迁到邺城，目的就是想通过与献帝的分居，向世人表明他并未“挟天子”。事实上，他也从此放弃了原定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规划。

但是，曹操的对手孙权、刘备等人，并未因此善罢甘休。他们仍然喋喋不休地向世人宣称曹操的大逆不道：“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以此在政治上与曹操抗衡。

与此同时，许都政权中的反曹派，也充分利用曹操的远在邺城，而乘机大搞特搞复辟活动。建安二十三年，由少府耿纪、太医令吉本等人发动的那次叛乱，就是其中的典型。

即便是曹操本人，终其一生，也未曾走出由挟持天子而导致的阴影。因为汉朝天子就在卧榻之侧，尊之则心有不甘，代之又受篡夺之名，所以他无所适从，陷入了当年郭图、淳于琼两人所担心的苦恼而不能自拔，并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文告，一再表白自己并无代汉之意，最后还赔上三个女儿，插在刘协这堆牛粪上。

因此，曹操的意欲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决策失误，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假如没有曹操的保护，单凭汉献帝的那点能耐，不要说东汉皇朝不可能多苟延残喘二十几年，就连汉献帝本人，也早已被打入阴曹地府。

曹操的可怜就在于：虽然他至死都不曾代汉称帝，却被诟为“汉贼”、“奸相”。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他当初走错了一步棋，他实在不该拿皇帝押宝“豪赌”，真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