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治百病 一千多年前就有了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敦煌莫高窟《近事女图》

宋代第443窟北壁壁画

九原岗北朝壁画《贸易图》

春天来了，各大时尚品牌陆续发布新款包包。在“‘包’治百病”的时代，一提到这些流行的款式，你可能马上就会跟法国、意大利等时尚潮流文化盛行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确实，我们熟悉的很多时尚品牌，来自欧洲国家。但是，这些款式，很可能并不是当代人的原创。

你看，一位唐代的小姐姐，她就在使用类似某品牌出品的挎包。

对于今天的人说，这包的样式太过熟悉，以至于有人看到后马上就会说：这该不会是哪个现代人涂鸦上去的吧？

并不是。因为，这张画来自公元9世纪中叶，距现在至少有1100多年。

接下来一起走进这张敦煌莫高窟的《近事女图》，探一探这个时尚包包身上的秘密。

这个包的主人是“近事女”还是云游僧人呢？

小姐姐和挎包的图，是一幅壁画，出自敦煌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俗称的敦煌藏经洞。122年前，也就是1901年，这里发现了包括佛经在内的文物5万余件。

这个洞窟内是一个厅堂，用于供奉唐代晚期敦煌地区的高僧洪辩。专家考证，它大约开凿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三年，也就是公元851年到862年之间。

厅堂的中间，是一尊泥塑的洪辩法师像。这张被文物专家命名为《近事女图》的壁画，就位于塑像的背后墙壁上。

近事女，是佛经梵语“upāsikā”的音译，还有近仕女、优婆夷、近侍女、清信女、近善女、近宿女、信女等多种叫法，是在家受戒、不剃度的女信众。

专家推测，图上左侧的女子，是一位近事女，所以就有了这张壁画的名字。女子的发型是双抓髻+垂双髻。左手拿着用于净手的布巾，右手拿着木杖。右侧，还有另外一位女子，形象与左侧近事女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一位出家受戒的尼姑，也就是“比丘尼”。

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藏经洞，是一座纪念高僧的影窟，很注重“写真”，所以其场景布置，应该就是高僧生前的真实样貌。

她左手中的布巾，是佛教徒用来洗脸、擦手所用，相当于今天我们用的毛巾、手帕。比丘尼手持一把长柄团扇，内有双凤图案，这是唐代流行的吉祥纹饰。

两位女子旁边，各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佛教传说，释迦牟尼在双娑罗树下涅槃。图中两棵树就是娑罗树，表达了高僧对佛陀的追慕，同时表达了后人对高僧涅槃再生的祝愿。

最让今天的人感到惊讶的，是左侧树杈上悬挂的这个“包包”。有专家考证认为，这叫衣囊或僧衣袋，一般是用布缝制。不过，这个说法很有争议，有专家提出了新的见解，我们后边会揭晓答案。

综上，这张画里各个元素的布置，构成了一幅庄严而生动的礼佛场面，其中出现的器物、纹饰，以及仆人侍奉的场面，是古代世俗生活中的常见画面。

了解完这幅画的背景，让我们来重点关注画中的“包包”。

刚才我们说，专业人士将这个挎包视为出家人用的“衣囊”，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你看这个包，它跟僧人用的那种包有明显的区别：

包上有三叶形翻盖，绣有穿环图案。相比普通纯粹的使用功能，这个挎包显然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显得更有艺术性。

也就是说，在实用功能基础上，它有了满足精神需求的功能，这跟今天女同胞的“‘包’治百病”的情形，已经很接近。

那问题来了：这个包的主人是“近事女”，还是云游僧人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近事女为包包之主。平时，她挎着包来寺院礼佛。在侍奉高僧时，左右手都要占用，所以先把挎包挂在树上。

在这儿，提醒你注意这位女子的穿着：她的衣服圆领缺胯长衫，其实是男装。以这种打扮出现在高僧像旁，一方面，可能由于佛堂是庄重场合，不宜像平时那样打扮。其次，女穿男装，在唐朝时期，是一种流行的风尚。

唐窟中许多女供养人都穿袍衫，如莫高窟第130窟壁画中的女供养人、侍女、奴婢等等。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阿斯塔纳墓葬壁画《树下美人图》中，女仆也穿圆领长衫的男装。

比藏经洞更晚一些的宋代第443窟的北壁上，还专门给包包绘制了特写。

画面中在墙壁上挂放着各种各样的包包，有装物的大包、小包，有装储水器的，装食钵的，有装伞的网兜等等。可以看出，到这个时期，有肩带的包包，已经是很寻常的生活用品。

包包的发明 是在唐朝才横空出世的吗？

除了绘画，在唐代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背着挎包的女俑。说了这么多，无论是绘画，还是其他载体，我们可以看到，跟挎包有关的物件，几乎集中在唐代。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疑问了：

一般来说，一种新事物从诞生到普遍使用，都有一个逐渐的过程，迭代更新往往有一条可循的脉络。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包包的实物，几乎都集中在唐代。

难道说，包包的发明，就像生物界“寒武纪大爆发”一样，是在唐朝才横空出世的吗？

九年前，也就是2014年，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把包包实物的历史又向前推了两三百年。这一年，山西省北部忻州地区，考古发掘出土了九原岗北朝壁画墓。据专家考证，墓的主人很可能是世家权臣尔朱氏。

这个墓葬很早之前就被盗掘了。幸运的是，墓道两侧墙壁上，各留下了满墙的壁画。东西两面的壁画，自上而下，各有四层。

其中，东面墙壁的第二层，描绘古人交易马匹和狩猎的场景，被学者命名为《贸易图》和《狩猎图》

其中的《贸易图》有三组人物。中间一组，一人牵马，马后站着三人，其中一位特征很突出，是一位高鼻、深目、短发的男子，是从西域来内地做生意的胡人；

他的旁边有一位女子，穿着男装，性别特征，用红色的帽子区别于男子，肩上挎一件小巧、有肩带的方形包。

墓主人生活在北魏晚期，大约在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初。当时，包括山西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属于鲜卑人建立的北魏。

而山西忻州所在地，处于中原和游牧地区的过渡地带，又是重镇平城（今大同）和晋阳（今太原）之间的交通枢纽，因为这种区位，就成为了重要的交易市场。

结合历史记载，考古学者认为图中的胡人是中亚的粟特人，女子是商队的随行人员，应该是商人的家属。由此我们可推测，在当时的丝绸之路上，女子已经深度参与商业活动。

最让大家关心的，是她身上的包包。墓中的壁画，是为了记录当时的社会生活，描绘人物，也基本符合比例，很写实。从包包和女子身材的对比来看，也很协调。

把她背包的形象抠下来，放到今天的闹市中，一点也不违和。她所穿的这身行头，放在今天，也属于很潮的那种。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近事女图》及同时期的陶俑告诉我们：中原女子用包，在唐朝已经很流行。而这张画则告诉我们：早在南北朝时期，中亚来的胡人女子，就已经有小巧精致的挎包了。

至少在南北朝时期 包包就已开始转为装饰物品了

汉代末年至隋唐以前，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融合，旧有的礼仪规范受到极大冲击。

按照孙机先生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服饰出现了第二次大的变革，到隋唐时期，整个服饰形成了两大系统：一类继承了北魏改革后的汉式服装，用作冕服、朝服等礼服；另一类继承了北齐、北周改革后的圆领缺骻袍，用作平日的常服。

后者，常常成为男女日常都穿着的服饰。前者的源头来自华夏服饰，而后者的源头则是所谓的“胡服”。

熟悉唐代历史的小伙伴肯定知道，当时的社会上，文化多元，胡风劲吹，听胡歌、看胡舞成为娱乐潮流。在这种熏陶下，穿胡服，也就不在话下。

所以，九原岗壁画里的粟特女子，以及后来穿男装的唐代女子，包括《近事女图》中的女子，她们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

而挎包，天然适合跟这种轻便的服装搭配。包包，跟身上的衣服一起，成了当时女性追求审美的组成部分。

根据目前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包包就已开始由实用转为装饰物品了，而这种趋势遇到唐代的空气，就爆发出了激烈的化学反应，形成了一股出门挎包的风潮。

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前边提到的，古代中国女性挎包的图像，它们几乎都集中在南北朝到唐朝。那唐之后，宋元明清呢？

很遗憾，几乎很难找到挎包和女性的结合了。不过，各种挎包、手包、双肩包倒是在绘画中常常出现。它们从“人间”消失，转移到了仙道、巫医、鬼神的身上。

唐代之后，女性远离了挎包，原因并不复杂，因为社会风气发生了急转直下：唐代安史之乱后，尤其是宋代以来，从开放转为内敛。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对于女性的行为，形成了极大的约束。

直到近现代革命以来，女性得到解放，半边天变得名副其实。随着女性地位提高，美丽的包包也回来了。

文并供图/马子雷 李正乔

(《中国美术报》旗下公众号“地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