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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敦煌莫高窟《近事女图》
宋代第443窟北壁壁画
九原岗北朝壁画《贸易图》
春天来了,各大时尚品牌陆续发布新款包包。在“‘包’治百病”的时代,一提到这些流行的款式,你可能马上就会跟法国、意大利等时尚潮流文化盛行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确实,我们熟悉的很多时尚品牌,来自欧洲国家。但是,这些款式,很可能并不是当代人的原创。
你看,一位唐代的小姐姐,她就在使用类似某品牌出品的挎包。
对于今天的人说,这包的样式太过熟悉,以至于有人看到后马上就会说:这该不会是哪个现代人涂鸦上去的吧?
并不是。因为,这张画来自公元9世纪中叶,距现在至少有1100多年。
接下来一起走进这张敦煌莫高窟的《近事女图》,探一探这个时尚包包身上的秘密。
这个包的主人是“近事女”还是云游僧人呢?
小姐姐和挎包的图,是一幅壁画,出自敦煌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俗称的敦煌藏经洞。122年前,也就是1901年,这里发现了包括佛经在内的文物5万余件。
这个洞窟内是一个厅堂,用于供奉唐代晚期敦煌地区的高僧洪辩。专家考证,它大约开凿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三年,也就是公元851年到862年之间。
厅堂的中间,是一尊泥塑的洪辩法师像。这张被文物专家命名为《近事女图》的壁画,就位于塑像的背后墙壁上。
近事女,是佛经梵语“upāsikā”的音译,还有近仕女、优婆夷、近侍女、清信女、近善女、近宿女、信女等多种叫法,是在家受戒、不剃度的女信众。
专家推测,图上左侧的女子,是一位近事女,所以就有了这张壁画的名字。女子的发型是双抓髻+垂双髻。左手拿着用于净手的布巾,右手拿着木杖。右侧,还有另外一位女子,形象与左侧近事女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一位出家受戒的尼姑,也就是“比丘尼”。
莫高窟第17窟,也就是藏经洞,是一座纪念高僧的影窟,很注重“写真”,所以其场景布置,应该就是高僧生前的真实样貌。
她左手中的布巾,是佛教徒用来洗脸、擦手所用,相当于今天我们用的毛巾、手帕。比丘尼手持一把长柄团扇,内有双凤图案,这是唐代流行的吉祥纹饰。
两位女子旁边,各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佛教传说,释迦牟尼在双娑罗树下涅槃。图中两棵树就是娑罗树,表达了高僧对佛陀的追慕,同时表达了后人对高僧涅槃再生的祝愿。
最让今天的人感到惊讶的,是左侧树杈上悬挂的这个“包包”。有专家考证认为,这叫衣囊或僧衣袋,一般是用布缝制。不过,这个说法很有争议,有专家提出了新的见解,我们后边会揭晓答案。
综上,这张画里各个元素的布置,构成了一幅庄严而生动的礼佛场面,其中出现的器物、纹饰,以及仆人侍奉的场面,是古代世俗生活中的常见画面。
了解完这幅画的背景,让我们来重点关注画中的“包包”。
刚才我们说,专业人士将这个挎包视为出家人用的“衣囊”,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你看这个包,它跟僧人用的那种包有明显的区别:
包上有三叶形翻盖,绣有穿环图案。相比普通纯粹的使用功能,这个挎包显然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显得更有艺术性。
也就是说,在实用功能基础上,它有了满足精神需求的功能,这跟今天女同胞的“‘包’治百病”的情形,已经很接近。
那问题来了:这个包的主人是“近事女”,还是云游僧人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近事女为包包之主。平时,她挎着包来寺院礼佛。在侍奉高僧时,左右手都要占用,所以先把挎包挂在树上。
在这儿,提醒你注意这位女子的穿着:她的衣服圆领缺胯长衫,其实是男装。以这种打扮出现在高僧像旁,一方面,可能由于佛堂是庄重场合,不宜像平时那样打扮。其次,女穿男装,在唐朝时期,是一种流行的风尚。
唐窟中许多女供养人都穿袍衫,如莫高窟第130窟壁画中的女供养人、侍女、奴婢等等。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阿斯塔纳墓葬壁画《树下美人图》中,女仆也穿圆领长衫的男装。
比藏经洞更晚一些的宋代第443窟的北壁上,还专门给包包绘制了特写。
画面中在墙壁上挂放着各种各样的包包,有装物的大包、小包,有装储水器的,装食钵的,有装伞的网兜等等。可以看出,到这个时期,有肩带的包包,已经是很寻常的生活用品。
包包的发明 是在唐朝才横空出世的吗?
除了绘画,在唐代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背着挎包的女俑。说了这么多,无论是绘画,还是其他载体,我们可以看到,跟挎包有关的物件,几乎集中在唐代。
那这时候我们就有疑问了:
一般来说,一种新事物从诞生到普遍使用,都有一个逐渐的过程,迭代更新往往有一条可循的脉络。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包包的实物,几乎都集中在唐代。
难道说,包包的发明,就像生物界“寒武纪大爆发”一样,是在唐朝才横空出世的吗?
九年前,也就是2014年,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把包包实物的历史又向前推了两三百年。这一年,山西省北部忻州地区,考古发掘出土了九原岗北朝壁画墓。据专家考证,墓的主人很可能是世家权臣尔朱氏。
这个墓葬很早之前就被盗掘了。幸运的是,墓道两侧墙壁上,各留下了满墙的壁画。东西两面的壁画,自上而下,各有四层。
其中,东面墙壁的第二层,描绘古人交易马匹和狩猎的场景,被学者命名为《贸易图》和《狩猎图》
其中的《贸易图》有三组人物。中间一组,一人牵马,马后站着三人,其中一位特征很突出,是一位高鼻、深目、短发的男子,是从西域来内地做生意的胡人;
他的旁边有一位女子,穿着男装,性别特征,用红色的帽子区别于男子,肩上挎一件小巧、有肩带的方形包。
墓主人生活在北魏晚期,大约在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初。当时,包括山西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属于鲜卑人建立的北魏。
而山西忻州所在地,处于中原和游牧地区的过渡地带,又是重镇平城(今大同)和晋阳(今太原)之间的交通枢纽,因为这种区位,就成为了重要的交易市场。
结合历史记载,考古学者认为图中的胡人是中亚的粟特人,女子是商队的随行人员,应该是商人的家属。由此我们可推测,在当时的丝绸之路上,女子已经深度参与商业活动。
最让大家关心的,是她身上的包包。墓中的壁画,是为了记录当时的社会生活,描绘人物,也基本符合比例,很写实。从包包和女子身材的对比来看,也很协调。
把她背包的形象抠下来,放到今天的闹市中,一点也不违和。她所穿的这身行头,放在今天,也属于很潮的那种。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近事女图》及同时期的陶俑告诉我们:中原女子用包,在唐朝已经很流行。而这张画则告诉我们:早在南北朝时期,中亚来的胡人女子,就已经有小巧精致的挎包了。
至少在南北朝时期 包包就已开始转为装饰物品了
汉代末年至隋唐以前,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碰撞融合,旧有的礼仪规范受到极大冲击。
按照孙机先生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服饰出现了第二次大的变革,到隋唐时期,整个服饰形成了两大系统:一类继承了北魏改革后的汉式服装,用作冕服、朝服等礼服;另一类继承了北齐、北周改革后的圆领缺骻袍,用作平日的常服。
后者,常常成为男女日常都穿着的服饰。前者的源头来自华夏服饰,而后者的源头则是所谓的“胡服”。
熟悉唐代历史的小伙伴肯定知道,当时的社会上,文化多元,胡风劲吹,听胡歌、看胡舞成为娱乐潮流。在这种熏陶下,穿胡服,也就不在话下。
所以,九原岗壁画里的粟特女子,以及后来穿男装的唐代女子,包括《近事女图》中的女子,她们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
而挎包,天然适合跟这种轻便的服装搭配。包包,跟身上的衣服一起,成了当时女性追求审美的组成部分。
根据目前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包包就已开始由实用转为装饰物品了,而这种趋势遇到唐代的空气,就爆发出了激烈的化学反应,形成了一股出门挎包的风潮。
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前边提到的,古代中国女性挎包的图像,它们几乎都集中在南北朝到唐朝。那唐之后,宋元明清呢?
很遗憾,几乎很难找到挎包和女性的结合了。不过,各种挎包、手包、双肩包倒是在绘画中常常出现。它们从“人间”消失,转移到了仙道、巫医、鬼神的身上。
唐代之后,女性远离了挎包,原因并不复杂,因为社会风气发生了急转直下:唐代安史之乱后,尤其是宋代以来,从开放转为内敛。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对于女性的行为,形成了极大的约束。
直到近现代革命以来,女性得到解放,半边天变得名副其实。随着女性地位提高,美丽的包包也回来了。
文并供图/马子雷 李正乔
(《中国美术报》旗下公众号“地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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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3-04-19 05: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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