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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很多时候都是不容分享的,因为只有权力集中才能产生足够能量的权威!
历史上很多皇帝一辈子都是在干这个事情!有干得比较好的,也有干得比较差劲的!其中,汉武帝无愧于“千古一帝”,他的很多集权措施都是具有开创性和建设性的。
你要集权,就是要把权力从别人手里收回来,那么从谁手里去收回什么权力?用什么方式去收回?这些相当有讲究的。
汉武帝继位的时候,用“推恩令”解决了诸侯王的问题,然后用大义灭亲的方式把窦婴、田蚡等外戚势力清除得差不多了(卫家除外),剩下的其实只有功臣集团的相权可以收回了。
怎么从老部下手里收回他们的权力呢?过激了,容易引起强有力的反抗;太温和了,又基本不会起到太明显的效果。
话不多说,下面具体来看看汉武帝是怎么操作的吧?
汉武帝为什么要削弱相权?
其实大汉王朝的建立基础是采取了股份制或者合作制,当时刘邦为给皇权保驾护航,又保留了一部分分封制,所以,西汉初期的政治格局就是典型的“皇权—王权—相权”三权分立。
皇权是董事长,王权是董事会,相权是总经理。皇权负责战略发展的问题,王权负责给董事长保驾护航,相权负责对外的战术执行。
如果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大家各司其职也就完事了。但是,封建皇帝都希望能够实现独裁统治,所以就有一个复杂的三方博弈的过程。
最开始是吕雉联合军功集团把诸侯王修理得更惨,然后在吕雉最后枪口对准军功集团之后,军功集团又联合诸侯王对吕雉所代表进行了反杀。
文、景两朝又分别对诸侯王和军功集团进行了温水煮青蛙,慢慢将诸侯王和军功集团的势头压了下去。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了汉武帝继位时,虽然王权和相权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大了,但依然还是存在一定的能量。
特别是相权作为一个政权的原始股东,它的人马是可以随时换的,但是它的职能是没办法一下抽空的。景帝和武帝先后采用外戚势力渗透进相权的方式来维护皇室的权力集中,毕竟外戚也算半个自家人嘛!
可是,汉武帝在先后任用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之后发现,外戚也不靠谱!这两种势力结合到一起,它的破坏性更大。
比如他任命自己的舅舅田蚡为丞相时,就发生很多让他觉得很憋屈的事情。这里不一一介绍,只举一个重点事例。
汉武帝任命田蚡为丞相之后,田蚡表现得很积极,经常找汉武帝汇报工作。但是,田蚡汇报工作有一个特点,大事小事一股脑地全上,把汇报时间拉得特别长,有时候太阳都下山了,田蚡还没有汇报完。直到汉武帝对他的各种处理意见都同意了,他才罢休。
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呢?讲究多得去了。首先丞相作为执行层的总负责人,他是需要给你皇帝汇报工作的。但是,很多事情你皇帝当初只是定个调,并没有直接参与,所以这些事情落实的过程你基本不了解,你也听不大明白,所以自然会越听越烦闷。作为丞相来说,他就是希望你不耐烦,因为只有你不耐烦了,你才不会去计较那些复杂的过程,只注重结果,然后大手一挥:“都按你说的办吧!朕只要结果!”这就相当于主动放权。
这种主动放权的结果是什么?是皇权在下属的官僚系统之中越来越没有话语权!因为他们只要通过丞相就可以了,丞相把结果报给你皇帝,你基本上都是默认同意的呀!找二哥就能解决的问题,何必要去连续过二哥和大哥两关呢?
随着皇权在政事的干预权流失,汉武帝也就对田蚡越来越不满意了。比如人事任免权就基本上被田蚡背后的相权架空了,要任命什么人做什么官,基本上只要田蚡同意了就水到渠成。
搞着搞着,田蚡就开始膨胀了,他甚至就把这项权力当成一门生意来做了,收人钱财,替人办事。田蚡后来推荐别人做官到了什么程度——“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
“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没有做过官的平民百姓,只要田蚡愿意安排,他分分钟就可以让这个人担任一个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二千石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呢?汉承秦制,汉朝沿用了秦朝用俸禄等级来标定官员级别的制度,丞相是万石,县令这一级是一千石或是六百石,大县县令是一千石,小县县长是六百石,二千石就是省部级大官。
这种事放到任何一个领导身上,几乎都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后来忍无可忍的汉武帝对田蚡说:“你任命的官员搞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几个官员。”这话听着多酸呀!
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
田蚡听完之后,虽然稍微有所收敛,但是这解决不了皇权和相权之间的根本矛盾。
本来皇权是负责决策的,相权是负责执行的。结果因为皇权参与度的降低,被相权把控了所有执行过程,倒逼着皇权因为缺乏决策依据而被动地接受相权的决策,实际上就是被架空了。这种伤害性和侮辱性都很强的权力漏洞是汉武帝绝对不能接受的。
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这玩意虽然很虚无,但确实很重要。
比如在文景两朝,都是实行“黄老之治”,也就不瞎折腾、不搞大动作,那么皇权和相权这种各司其职的矛盾冲突其实并不会那么大,只要你能把你那一摊子事情搞好,权力大一点就大一点呗。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推崇的是儒家的“唯皇帝独尊”的思想,所有的逻辑就变了。事,你们丞相可以去做,但是最后拍板的那个权利必须是在我皇帝手里,受益人送出的那份感激和名声必须先由我皇帝享受。啥事必须我一个人说了算!
总的来说,汉武帝想要削弱相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中央集权,既消除威胁,又提高权威。
汉武帝是怎么削弱相权的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直接下命令就行了嘛!但是,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人家丞相那些权力也是国家制度赋予的,你说收回去就收回去?你这不是不讲武德吗?万一碰到一些一心想要鱼死网破的二愣子,你怎么办?所以,得讲技巧!
汉武帝是怎么弄的呢?
首先你丞相这个岗位以及岗位职责都是国家制度赋予的,所以我即便对你不满,我也不急着动你,保留你的岗位,也保留你名义上的权力。尽量维持现状,不去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但是,大家若是认为汉武帝就此善罢甘休了,那也就小看汉武帝了。汉武帝表示,我作为一个董事长,每天要处理这么多事情,身边没几个秘书怎么行?我选几个秘书,你丞相总不能反对吧。
于是,汉武帝就提拔了很多人到他身边当“侍中”,这名字一听就知道,这些人都是直接对汉武帝负责的。汉武帝时期那些著名的大臣都是从“侍中”这个岗位干起来的。比如鼎鼎大名的卫青以及后来汉武帝托孤的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等等。
这些“侍中”有什么用呢?用得好的话,用处大着呢!
首先,皇帝行使权力的时候有了更大的弹性空间!你相权提交什么议案过来,我可以先让“侍中”看看,先晾你一段时间再说;或者最后我不同意,我也可以说那是“侍中”们共同商议出来的结果,你们敢公然对那些侍中实施报复吗?
其次,自从有侍中之后,皇帝在具体政务上再不是睁眼瞎子了,再不是你们相权汇报是啥情况就是啥情况,这些侍中可以到处去搞背调,可以去收集信息,最后汇报给皇帝。皇帝越来越不好忽悠了。
最后,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些侍中们凑在一起集思广益、各抒己见,皇帝作出的决策留个相权的漏洞就会越来越少,留给相权背后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就越辣越少了。
而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些侍中们个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大才,他们往往都十分精通某个领域的工作。就算皇帝打着公平讨论的幌子,让外朝官员和侍中们公平讨论,外朝官员基本上也被吊打,说不过人家呀!
你要说经济,桑弘羊那种人是敛财大师,“盐铁之议”时谁说得过他?你要说军事,卫青是当时公认的军神,谁能在他面前有发言权?你要说文化,那就更不用说,很多侍中都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
那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又会有疑问了,既然官僚系统早就被丞相把控了,汉武帝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各有专长的大才侍中呢?
还记得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吗?还记得汉武帝身边的那些儒学博士吗?还记得开明堂、设太学吗?还记得国子监吗?这不都是很好的人才通道吗?比如说徐乐、严安、主父偃包括后来的丞相公孙弘不都是走这条通道出来的!
另外,汉武帝还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桑弘羊不就是一个生意人出身吗?这样的人又好使,又能给自己捞取礼贤下士的好名声。
甚至还可以处于情感因素强行安排几个亲戚进入中朝,比如卫青、霍去病、霍光这些外戚不就是一开始靠裙带关系进入中朝的?大臣们一般还不怎么会抵触,因为古往今来哪个皇帝偶尔不要行驶一点特权?有什么好抵触的!
总而言之,汉武帝这一举措相当于在相权之外另外搞了一个行政班子,这就是汉武帝时期大名鼎鼎的中朝。事情还是可以交给你们外朝去干,但是话语权却逐渐收缩到中朝的人手里,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人手里。
当然,为了削弱丞相这个职位的积威,汉武帝还动用了一些其他手段。比如故意增加丞相这个岗位的风险性,没事就找点丞相的茬,让大家感觉丞相之位不再是个香饽饽了,而是一个定时炸弹。比如汉武帝封他的姐夫公孙贺为丞相时,公孙贺直接跪在地上求汉武帝收回成命。大家都不想当丞相了,你丞相还怎么在百官之中立威?
所以以汉武帝中期为界,在此之前,丞相一直是朝廷的第一重臣。但在此之后,真正的朝廷第一重臣已经不是丞相了,因为他没有决策权力了,而是中朝新形成的首领,习惯上称之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后来汉武帝的托孤重臣霍光便是凭借这些职位的权力敢于废黜皇帝,这是古往今来第一位能这么干的臣子。包括后来靠道德表演成功篡汉的王莽也是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汉武帝建立中朝制之后,百官之首的丞相基本上就成了摆设,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了。所以,看完之后,大家明白汉武帝是怎么一步一步削弱相权的了吗?
汉武帝削弱相权的逻辑分析
把汉武帝削弱相权的问题转化为今天职场之中的问题,那就是领导怎么从下属手中收回某些核心权力?
直接去争、去抢永远都是下下策,因为容易引起剧烈冲突,甚至内乱,所以需要动脑筋!
汉武帝这一套组合拳,其实在今天来看也并不复杂,就是在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再增设一个董事长秘书嘛!
但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依然是今天很多职场中的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为啥?因为很多人并没有理顺这背后的逻辑,不懂得什么叫灵活变通。
首先你要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下属到底是把控了什么核心权力,从而让你觉得长此以往会出大问题呢?有些领导同志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只要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上,下属经常像模像样地来向自己请示、汇报,就觉得小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了。“乐不思蜀”的刘禅会去思考如此诸类的权力流失问题吗?
其次发现问题之后,你还要及时地认清自我。下属凭什么可以架空我?是利用我在某个领域不懂专业?还是欺负我信息获取不畅通?还是他们背后拉帮结派、有恃无恐?还是觉得我精力时间有限,根本管不过来?只要认识到了自己的短板,才能有的放矢地去解决问题。
然后,有的放矢地去解决具体问题也是讲究方法方式,得善用巧劲。你如果是利用我信息不畅通,我可以慢慢安排可靠之人去收集信息;你如果是针对我不懂专业,咱就可以设置专业顾问;你如果直接咄咄逼人,那我就可以设置中间环节来缓冲;你如果是抱团取暖,我便可以往你的某个核心流程扎钉子;你如果是非暴力不合作,我就可以另外开辟业务途径;你如果是大权独揽,我便可以将业务分成若干板块,对权力进行分割……
当然,我们要明白,任何事情成功的关键因素永远都是人,因为通常情况下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别抬杠,我说的是通常情况下,那些自然因素诞生问题除外。
所以,我们还要想方设法去找到那些能干事的人。我们现在很多公司也设秘书处,但是秘书处的秘书很多都变成了花瓶角色了,这其实就有点舍本逐末了。与其找一大堆花瓶放在自己身边,还不如不找,免得浪费资源。
从权力游戏的角度,你的人才获取途径通常有三种:一是自己本来就信得过的人,比如汉武帝对卫青等人的破格提拔;二是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那些被对手排挤、打压而有真才实学的人;三是有才华却没有门路的边缘人,比如学子、社会底层人等等。
搞清楚这些基本逻辑之后,我们还特别要注意把控节奏,咱们不能一口就吃成一个胖子,得一步一步地来。别一步到位就把自己的人员全给聚集了、拉拢了,这种不注意吃相的搞法很容易招致下属的集体抵制,最后你也得被逼妥协。
但是,你作为一个领导,你小打小闹地安排几个关系户、占据几个关键岗位,这是游戏规则默认的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领导没点特权,那谁还愿意当领导?
举例说明,军功集团当初把汉文帝作为傀儡皇帝扶持上位,汉文帝一进皇宫就把自己的国相郑昌和舅舅薄昭安排到卫尉和北军这样的核心部门去了,军功集团说啥了?能说啥?领导在自己身边安排几个亲信怎么啦?不正常吗?换你你也是这么做的嘛!这就是人之常情和权力默契。
但是,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动作搞大了。大家想想,后世康熙要弄鳌拜,于是在宫中命令魏东亭带队训练少年武士,是不是只能是几十人?因为这种小范围的折腾才不会过早地打草惊蛇,才不会激起对方的强烈反抗意识。鳌拜是觉得康熙是个小孩子,贪玩呢。即便鳌拜觉得这几十个人是用来对付他的,他也觉得这几十个人不算个啥,没必要去计较。但是,你康熙搞几千人在一起操练试试?鳌拜不想方设法让你的计划流产才怪!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最后汉武帝都已经把相权抽空为一个空架子了,为什么不直接取消相权?这不一了百了了吗?这其实也是一个权力游戏的默契问题,这叫打人不打脸,不要去赶尽杀绝。你把人家削弱了,达到了你的预期目的就可以了,人家最后那点尊严、那层外衣,还是得给人家留着,给别人留条后路也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后世的朱元璋同志就是撸相权一开始就突飞猛进,大家看看明初是不是血流成河?
总而言之,从下属手里收回权力的方式无非就是分割、替代、架空、取消等几种方式,直接取消往往是代价和阻力最大的一种方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灵活地进行排列组合,找准思路、找准方向、找准人才、找准方法。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开口闭口就讲什么“管理之道”,其实管理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道呢?因为道本身就是无形的,就是多变的。所谓的道,其实不过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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