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做书虫，不适合做皇帝的皇帝是谁

前几期聊吴国权臣提到过孙休，不妨接着聊聊，让各位读者对吴国这段史有个粗略的了解。

天上掉下来的帝位

孙休，字子烈，孙权与王夫人所生，在孙权的七个儿子中排行第六。他既非嫡子，亦非长子，怎么也轮不到他当皇帝，却因孙綝弄权废了皇帝孙亮，阴差阳错地成为吴国第三位皇帝，并在皇帝位上得以善终。

孙休当皇帝，杀孙綝，清除孙峻、孙綝集团，扭转吴国局势，使吴国政权重新回到孙权一脉中来的过程上期已经聊过，此不赘述，从其收回权力开始执政聊起。

孙休执政后，连下两道诏书，要求做好两件事情。

一件是崇尚教育，按古制设立五经博士，让将吏及将吏子弟有志好学的，各令就业。并规定每年考试一次，按学业成绩给予官位赏赐。一件是重视农桑。要求诸卿尚书共同商议，拟定出一个最好的施行办法。

从重视农桑这道诏书中，可以发现当时吴国经济社会中的一些弊端。农民租赋过重，利润太薄，州郡吏民及诸营兵都不愿意从事农桑，而是浮船长江，经商求利，导致良田荒废，粮食产量日渐减少。

孙休想广开田业，轻其赋税，按照贫富情况缴纳赋税，力求公平均衡，达到官私各得其所，每个家庭的收入足以供养家人。这样的话，百姓就会爱身重命，不铤而走险违犯科法，刑罚也可以减少，风俗也可以得到整顿。

这就是孙休在重视农桑诏书中提出的治国理念，“偃武修文，以崇大化”。

重教育，劝农桑，轻赋税，省刑罚，移风俗，既是清除吴国经济社会现存弊端，也是促进吴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良好举措，如果能够切实贯彻推广并坚持不懈地执行，吴国还有中兴的可能，但是，吴国在经历了孙权晚年和二孙专权的混乱后，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是尾大不掉积重难返，如果孙休是个杀伐果决的强势君主，以霹雳手段雷厉风行地进行这些改革，也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惜孙休偏偏是个书虫型的文弱君主。这就使得他的那些治国理念更多地成为他想象中的理想化描述。

书虫皇帝

无论在私事还是公事上，都可以发现孙休书虫类型的作风。

私事上最能体现的就是孙休为儿子的取名上。孙休有四个儿子，分别为四个儿子取了四个没人认识的名和字。这些字打不出来，好在有爱好者弄了一个表，各位读者直接看这个表吧。

这些字以前没有，全是孙休自己造形，自己定音臆造出来的，他的理由是为了方便避讳，这个理由遭到了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的反驳，认为是“造无况之字，制不典之音，违明诰於前脩，垂嗤騃於后代。”

几百年后又有个皇帝自创文字，不过不是给儿子用，而是自己用。就发明了一个字——“曌”，日月同辉，普照大地，多么神气！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自大与狂妄。这个字太吓人，除了武则天一人外就没人用过，照迷信的说法你得有那么硬的命才承受得起这么宏大的名字，奇葩的是现在居然有人拿这字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字，也不怕承受不起把腰给闪了。

在古代，避讳确实是个让人十分头痛的事情，稍不注意就触犯了帝王名讳，带来无咎之灾。孙休能为民着想，应该是好意，值得称赞，但臆造出这些生僻字却有些矫枉过正，他要不说明白造的这些字怎么读，谁认识啊？

当然不会像裴松之说的那样，因为造这几个字而导致亡国之祸，那也太夸张了，但这么做无疑有猎奇和炫耀的意味。

公事上体现在孙休老是喜欢和一些饱学之士讲论道艺，主要是就古代典籍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辩论。孙休喜欢古代典籍，有个不小的志向，要毕览百家之言，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也可见孙休是个理想化的人。

有次孙休想和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这二人都是耿直刚正的人，左将军、中军督张布害怕他们入侍孙休时揭发自己的胡作非为，就想方设法花言巧语地阻止二人侍讲。孙休其实知道张布的真实想法，但因为张布在自己为王时就跟随为左右督将，是昔日旧臣，关系亲密，并且帮助自己清除了孙綝，有大功于己，所以并没追究此事，最后竟然还同意张布的建议，废掉侍讲，不再让韦曜、盛冲入宫。

除了喜好典籍以外，孙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射雉，就是猎杀野鸡。春夏之间经常早出晚归，乐此不疲，也只有在打猎时才不看书。回想孙权在世时也喜好打猎，但喜欢的是猎杀猛虎，而不是没有任何攻击力的野鸡，父子二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说到父子，又联想到兄弟，就是上期所说的孙亮自杀之谜（可参阅，此不赘述）。像孙亮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在特殊时刻以特殊方式死亡，只要没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是自杀，一般都会引发出各种猜测。

262年八月，孙休即位四年权力稳固后，立自己任琅琊王时娶的王妃朱氏（朱据与孙鲁育所生的女儿，是孙休的外甥女儿）为皇后（古代近亲结婚的现象确实很雷人）。儿子孙wan为太子，大赦天下。

孙休执政时期，吴国没有发生大的动乱，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最大的事情是内部的交趾之乱和外部的盟友（蜀）汉被灭。

交趾之乱

交趾之乱发生在263年五月，交趾太守孙谞贪婪残暴，刚把在郡内强行征招的一千多个工匠送到建业服劳役，朝廷派的察战（吴国监视官吏百姓的吏员）邓荀又来了，要将三十个大爵送到建业，需要在当地百姓中征招运输劳力，百姓害怕服远役，人心惶惶，郡吏吕兴等人趁机煽动士兵百姓和周边土著族群起来造反，杀了孙谞和邓荀，九真、日南二郡的百姓也起兵响应。

吕兴造反后，派都尉唐谱等赶往进桑县（今云南省屏边县东），找到原（蜀）汉安南将军，此时因（蜀）汉国灭已投降魏国，担任南中都督护军的霍弋，通过霍弋给魏国朝廷上表，希望得到督交阯诸军事、上大将军、定安县侯的封赏。

魏少帝曹奂下诏任其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南中大将军，封定安县侯，并赋予“便宜从事，先行后上”的特权。可惜吕兴还没看到这道策命就被手下的功曹李统（一作王统）杀害。

吕兴死了，交趾的动乱却没有平息，一直延续到孙休死孙皓继位。

趁火打劫

内部动乱还未平息，外部盟友的危难又接踵而至。当年十月，（蜀）汉向吴国告急求援。孙休派大将军丁奉进军寿春；将军留平（留赞次子）到南郡上大将军、都护督施绩（朱然之子）那里商议如何救援；将军丁封（丁奉的弟弟）、孙异（孙韶之子）兵发沔中救援（蜀）汉。事实上这些部队都没能入蜀救援，主要原因是（蜀）汉亡得太快，但也不排除吴国军队观望不前想坐收渔利之嫌。

果然紧接着就发生了吴国建平太守盛曼沿长江西上，以援救（蜀）汉为名要求驻守永安的（蜀）汉巴东太守罗宪开放永安通道，实际是要夺取永安。罗宪拒不放行，双方大打出手。

永安在西陵峡口，是长江中游通往下游的咽喉要道，对吴国十分重要，以前在（蜀）汉盟友手里，尚且警惕万分，如果落到魏国手里，吴国就面临巨大的威胁，因此，吴国志在必得。初次失手后，第二年二月，孙休又派镇军将军陆抗（陆逊次子）、抚军将军步协（步骘之子）、征西将军留平与盛曼会合，三万多大军强攻白帝城。

罗宪派参军杨宗向魏求救，但魏刚平定钟会事件，无力直接支援。司马昭派荆州刺史胡烈率军攻打西陵，围魏救赵，迫使吴国撤军。这场历时半年的永安攻防战才得以结束。因为罗宪的顽强坚守，吴国没能取得丝毫便宜。

其实罗宪坚守永安更多地是为自己着想。吴与（蜀）汉是盟友，盟约规定要互相救援，（蜀）汉危急时，吴国发兵救援是履行盟约，起码名义上是正当的，况且还是受（蜀）汉的请求。罗宪拒绝吴国救援的理由很奇葩，他说：“本朝倾覆，吴国为脣齿，不体恤我们的危难，反而想获取利益，背盟违约。何况（蜀）汉已亡，吴国还能长久吗？我岂能成为降虏啊！”

这里面有两个奇葩的地方，一、凭什么说吴国背盟违约？吴国正是遵守盟约发兵相助的啊。二、与盟友合兵一处抵抗外敌，还不能说是降虏，但投降魏国则一定是降虏。事实上是罗宪判断出吴国不能长久，宁愿作魏国的降虏，也不愿接受盟友的援助，与盟友合作救国。不论最终是不是能救国，是不是仍然会被吴国吞并，但起码是为国尽忠。

罗宪后来入晋为官，是第一个向晋武帝司马炎提出伐吴建议的人，对晋倒是挺忠诚。

宠信旧臣，却被旧臣误

孙休即位后，最宠信的是两个在会稽郡时与他关系紧密的旧臣，一个是上期提到过的张布；一个是濮阳兴。

濮阳兴，字子元，陈留人。其父濮阳逸汉末避乱江东，官至长沙太守。濮阳兴少年时就有才士名声，先后在地方任过县令，在朝中任过尚书左曹。曾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汉，回朝后任会稽太守。而孙休为琅琊王时正好居住会稽，二人相识相交，关系紧密。

孙休即位后，征召濮阳兴入朝担任太常、卫将军，负责军国事务，封爵外黄侯。史书上找不到他做了些什么善事，唯独记载了他力排众议，力主修造丹阳浦里塘，劳民，伤财，百姓、士兵死伤无数，引起国人怨恨。

没见到孙休对濮阳兴的失误有任何处罚，反而后来还升任了丞相，与左将军张布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朝野失望，怨声载道。

264年七月，孙休病重，躺在床上说不出话来，手书召丞相濮阳兴入宫，让太子出来拜见，然后把着濮阳兴手臂，指着太子，将其托付给濮阳兴，还在濮阳兴背上拍了几下，以示嘱托。随即去世，年仅三十岁，被追谥为景皇帝。第二年葬于定陵（又称孙吴墓、天子坟。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围屏乡龙华村，被盗）。

孙休亲自将太子托付给濮阳兴，国不可一日无君，按说就应该柩前即位登基，谁知竟然发生了变故。

当时（蜀）汉刚刚灭亡，交趾暴乱未平，吴国人心惶惶，朝臣认为要立一个年长的君主才能稳定朝局，这里面应该还有对濮阳兴、张布有可能成为权臣乱政的担忧，而太子这时才十岁，显然不符合长君的要求。

左典军万彧以前出任过乌程县令，与被封为乌程侯的孙晧（孙和的庶长子）私交非常好，经常称赞孙晧才识明断，和长沙桓王孙坚是一个类型，又勤奋好学，遵纪守法。此时孙皓二十三岁，符合长君的要求，万彧趁机向濮阳兴、张布推荐立孙皓为帝。

濮阳兴、张布竟然答应了，还一起去劝说朱太后同意以孙晧为孙休之嗣，继承帝位。朱太后的父亲骠骑将军朱据、大哥虎林督朱熊、二哥外部督朱损此时都已经去世，孤儿寡母，无力抗争，只好委曲求全，说：“我只是个寡妇，哪里知道什么国家大事，只要国家没有什么损失，宗庙有所依赖就可以了。”孙皓就这样意外地登上了皇帝宝座。

不论濮阳兴的动机是什么，拥立孙皓为帝都是对孙休的背叛。作为孙休的心腹，张布关键时刻没有阻止濮阳兴的背叛行为，反而还和濮阳兴一起促成这件事，也是帮凶。陈寿在《三国志》里毫不客气地说：“濮阳兴身居宰辅，虑不经国，协张布之邪，纳万彧之说，诛夷其宜矣。”话说得很重，认为杀濮阳兴，诛灭其三族，都该。

皇权体制下，先皇遗诏不容更改，太子继位也是天经地义，那怕是像西晋司马衷那样的白痴太子，也照样凭着先皇遗命，太子地位登基继位。孙休托孤的太子竟然说改就改了，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更改继承人并不是濮阳兴、张布二人的主意，而是朝中群臣提出来的，众臣如此公开的统一的违背先皇遗命，大逆不道，史上罕见。从中可以看出孙休缺乏威望，一点余威都没有，群臣对他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濮阳兴、张布二人同意群臣的意见也有些不可思议，特别是濮阳兴，作为托孤大臣辅佐幼帝，成为权臣，和作为有拥立之功的人辅佐长君，顶多成为一个宠臣相比，前者无疑远胜于后者，而后者还有个危险的地方在于容易受到皇帝的猜疑，今天你立了我，明天会不会想废了我重新立一个呢？一旦皇帝开始这样想，你就离死不远了。后来濮阳兴、张布二人的下场就果然如此。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话说说容易，皇帝宝座固然让人想入非非，但并非每个人都适合做皇帝。古代三百多个皇帝，其中被后人称颂为英明神武、仁义贤哲的不少，但被称为只适合做皇帝的仅宋仁宗一人。

不适合做皇帝的就多了去了。梁武帝适合做和尚，宋徽宗适合做画家，南唐后主适合做词人，明熹宗适合做木匠……孙休则适合做个书虫，好好研究下典籍、文字学，说不定还有所成就，成个什么大家之类的，偏偏去做了个皇帝。

他只能算是个喜欢读书的书虫，而且只是死读书读死书，不知道运用。按说读了那么多书，起码应该明理识人吧，明知道张布胡作非为却不加以制止，给予惩处，还事事迁就；明知道濮阳兴力主修造浦里塘劳民，伤财，死人无数，怨声载道，也置若罔闻，还高升丞相。这些不是明理，是姑息养奸。宠信重用这两人，更说不上识人。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读的书，读书又是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给儿子取一些别人不认识的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