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最悲剧”的托孤重臣，最终把吴国推向灭亡

后孙权时代二十八年间吴国动乱迭起、政局动荡，孙休在执政后似有推出方案、重振国势的志向，但受其个人格局的限制，没有有效的治国措施，而他所重用的濮阳兴、张布等人也实在缺乏应有的政治素质，在国家权力位置上胡乱作为，错失了挽救国运的最后机会。《三国志﹒濮阳兴传》及其引注与《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等处介绍了濮阳兴在吴国孙休执政期间受到重用后的行为活动，记述了他在孙休死后选择君主问题上的昏聩决策，表现了这一国家掌政人低劣的品质和能耐，他是吴国最终走向死亡之路的有力推手。

濮阳兴，字子元

濮阳兴，字子元，兖州陈留（治今河南开封）人。他的父亲濮阳逸在东汉末年躲避战乱来到江东，官至长沙太守。濮阳兴年轻时有士人的声名，孙权曾任用其为上虞（治今浙江上虞）县令，后来升任尚书左曹，为有特定分工的尚书。又曾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国，返回后被任为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太守。濮阳兴此前虽然没有出众的成就，但在职场上还是顺风顺水，平稳进展的。

因结交孙休而入朝受宠

当时孙权的第六个儿子琅琊王孙休被诸葛恪迁往丹阳，因受到丹阳太守李衡的多次侵扰，在他的请求下朝廷安排孙休迁居会稽。时任会稽太守的濮阳兴与他交结深厚，等到孙休在258年即位后，即征召濮阳兴入朝担任太常、卫将军，负责军国事务，封爵外黄侯。外黄（治今兰考东南二十公里）为陈留郡下属之县，濮阳氏就出自该县，孙休是有意将濮阳兴封为本县之侯，可见对他的看重和宠幸。濮阳兴当时在朝中成了皇帝孙休最亲近的臣属，与他同时受到信任的还有先前担任会籍王督将的左将军张布。

在内政决策上招致民怨

260年，吴国都尉严密提议修建丹杨湖田，筑浦里塘，这是在今安徽当涂东与江苏高淳、溧水交界处的石臼湖。孙休诏令百官相聚商议严密的提议，大家都认为工程费工太多而湖田不能保证造成，只有濮阳兴认为可以成功。濮阳兴是新皇帝最信任的人物，事情大概就顺着他的意思决定下来了，于是朝廷召集众多兵士和百姓前往修建，工程耗费人力财力不可胜数，士卒死亡逃跑和自杀的很多，百姓为此非常怨恨濮阳兴。

262年，孙休任命濮阳兴为丞相，濮阳兴和张布二人受到尊崇而执掌朝政：张布主管朝内官署，濮阳兴主管军国之事，二人在朝廷内外相互勾结、阿谀欺蒙。孙休曾宣称要君臣共担荣辱，共同为国家兴盛而努力，而他在治国实践中却一味偏重过去与自己相好的官员，君臣一体完全成了一句空话。他们君臣实是逆民情而行事，吴国人为此非常失望。

对待交州叛乱的偷安心态

263年二月，吴国交趾（治今越南河内东北）有人因为劳役加重而图谋作乱，郡中吏员吕兴等人借此煽动士兵和百姓，招诱各少数民族部落反叛，九真（治今越南青化）、日南（治今越南广平美丽县）二郡也都起而响应。丞相濮阳兴从南方屯田的人众中选取了一万人组成军队，又从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中划分地盘设置天门郡（治今湖南慈利东北），准备据守险要，截断南方叛军向北的进路。面对南部交州出现的叛乱，他并未派出出征平叛的部队，也为实行有效的安抚，而是堵住叛军进击之路，只想保持中心地区的安全，这是一种放弃交州的消极退避的处置方式，作为丞相的濮阳兴在此显示了严重的偷安心态，也显示了他治国上的无能。

在孙休身后的昏聩决策

264年五月，孙休卧病在床，他口中说不出话，于是手写便条叫丞相濮阳兴入内，又让太子出来拜见濮阳兴。孙休拉着濮阳兴的手臂，手指着太子孙䨻托付给他，几天后三十岁的孙休去世。孙休生前明显是想把权力交给儿子，他是把濮阳兴作为托孤之臣对待，想必濮阳兴也是当面应诺了的。

孙休去世后，大臣们提出上一年蜀国刚刚灭亡，交趾的吕兴又聚众反叛，国家形势十分严重，应该选定一位年长的君主来执政。当时左典军万彧曾经担任过乌程（治今浙江吴兴南十二公里）县令，与乌程侯孙皓相友善，就向濮阳兴极力推荐说：“孙皓的才识和明断能力，可以和长沙桓王孙策相类比；同时又非常好学，遵奉法度。”濮阳兴和张布于是认可了孙皓。

在这里，孙休在世时因为信任和重用濮阳兴两人而与臣民们存在隔阂，他死后大臣们想要改变孙休安排的继位人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濮阳兴和张布两人是孙休执政和用人方针的受益人，他们竟然也同意了大臣们关于改变孙休继位人选的意见，对孙休临终时的托孤承诺就根本没有打算兑现。

濮阳兴显然不明白自己在朝政关系中的政治站位，也缺乏传统文化中一直崇尚的忠诚和信用。当然，大臣们关于选择年长者为君主的意见是以为国运考虑的借口提出来的，似乎也不无道理，濮阳兴同意了这一提议，好像也有些为了国家而不顾私情的情怀，但根本的问题是，他与张布并没有什么考察到的理想人选，同时对万彧所荐举的孙皓并无丝毫了解，也并不准备作出必要的打探，就决定改变孙休的继位安排而迎接孙皓为君主。濮阳兴是在决定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问题上掌控着关键性的权力，而他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因为轻信而作出了草率选择。

决定作出后他又劝说孙休的夫人朱太后，提出想要立孙皓为继位皇帝。朱太后说：“我是个寡妇，怎能考虑国家的大事，只要吴国不遭陨灭，宗庙有所依赖，就可以了。”于是群臣们就迎立孙皓继位，在濮阳兴的主持下孙皓被推上了皇帝之位。事实表明孙皓是吴国历史上最昏庸残暴的皇帝，正是这一推举窒息了吴国最后的振兴机会，最终把国家导入了难以逆转的灭亡之路。

个人的悲剧性结局

孙皓即位后加授濮阳兴为侍郎，又任命其兼任青州牧，算是给了功臣应有的奖赏。而孙皓在自己地位逐渐巩固后，开始变得粗暴骄横，他沉湎于酒色，在政治上胡作非为，全国上下大失所望，濮阳兴、张布也暗自后悔。不久万彧谮毁说濮阳兴、张布悔恨原先迎立孙皓为帝。当年十一月初一上朝时，孙皓借机收捕了濮阳兴与张布，将他们流放到广州，又派人在半路上将两人追杀，并夷灭了他们三族。

结语：

史家陈寿在篇末评论说：“濮阳兴身居宰辅之位，不考虑治国的大略，与张布勾结为非，采纳了万彧的一面字词，受到诛杀和夷族正是当然的结局。”政治人物的结局和国家的命运往往是联系一体的，一度执掌国家权柄的濮阳兴并非有意毁灭吴国，但他推举孙皓为皇帝的昏聩作为无异于把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最终也导致了自己悲剧性的人生结局，这也是德才不堪之人占居高层权力位置后胡乱作为而很难避免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