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发现一座古墓，挖出曹操日用物品，学者：难怪曹操能打败袁绍

建安五年秋天，黄河以北的乌巢中屯集着袁绍十万大军粮饷，负责镇守乌巢的，是袁绍麾下大将淳于琼。《后汉书》载：“绍使淳于琼典一军”，这里淳于琼率领的军队，主力是袁绍在魏郡收降的黑山军部队，由于这支部队的士兵大多出身于普通百姓，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因此战斗力差，《九州春秋》记载说：“黑山军多五营中人，五营士出于布衣，服畏中人”，袁绍为何要用一万五千名战斗力差的部队守卫部队口粮命脉，不得而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袁绍这一安排后患无穷。

乌巢战役期间，由于曹操兵力较少，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高度集中了自己的兵力。空间方面，由于官渡距离曹操后方较近，距离袁绍后方较远，因此曹操在偷袭乌巢前，对官渡周边的许多郡县进行了“五兵抽一”的兵力抽调，比如当时的中牟县城，曹操“命征夫南子星夜驱驰县内，著兵户从事点兵征召，得三百五十人，诣官渡营。”史料中说曹操率领五千人偷袭乌巢，其实这五千人中的一半以上，都不是官渡的常驻军，而是临时从各地征调而来的。

时间方面，曹操也高度集中了兵力。曹操率军偷袭乌巢时，淳于琼并非直接投降，而是主动迎战。《武帝纪》载：“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阵门外”，但曹操将他率领的两千名重骑兵，全部安排在战线右翼，这样可以避开袁绍必然赶来的援军，从而能集中时间击溃乌巢敌人。曹操将步兵安排在战线中部和左翼，这些步兵的主要作用，是让两军战线能始终僵持住而不至于溃退，后来，袁绍“命轻骑救援乌巢”，这支轻骑兵正好撞见了曹军左翼的步兵，而曹军战斗力最强的重骑兵，已经完成烧毁乌巢的任务了。

从以上看，似乎在乌巢战役的胜利中，曹军的良好部署，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河南出土的曹操日常用品，或许要让这一判断打上问号了。二零零九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发现了曹操墓，墓中出土了曹操的一件日用品，魏武王格虎大戟。这件物品的出土，大大改变了曹操的人设，从此，对曹操个人武勇的认识，发生了巨大改观。

魏晋时期不比今日，民间虎患是一个巨大难题，经常有来自周边山林的老虎骚扰百姓的情况发生。《后汉书》载：“虎杀人，坝头、桥头、皂湖各伤至数十人。”《儒林列传》中记载：“山间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因此，古代虎患对人们生产生活曾构成过巨大威胁，当时一些地方的人们甚至到了“畏虎甚，不敢出，出则死”的地步。为了让人们安心，当时的统治者和一些贵族，往往以“能挌虎，能射虎”为能而自居，常常进行“猎虎”活动。例如，曹操之子曹彰，就曾“手格猛兽”，而曹丕也爱猎虎，甚至曾经因为嗜好过度而被臣子进谏批评。

然而，当时贵族阶级的猎虎活动，只是一种增加个人权威和影响的手段，很少有人真正喜欢和老虎打交道。但曹操墓中出土的格虎大戟，说明曹操却是个例外。曹操陵墓内的器物分布方面，格虎大戟和相应的石牌分布众多，例如，高陵西穴的第22、23、24、172、176和181处，都是挌虎大戟和相应的石牌。同时，分布位置也距离曹操遗骨出土的中房很近。这些事实说明，曹操身前很可能喜爱猎杀猛兽，尤其是老虎。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史料中关于曹操个人武力的记载。历史上的曹操，善用“戟”这种兵器。孙盛《异同杂语》载：“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太祖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曹操的个人武勇非常了得。张让是十常侍之首，家中警备非常森严，《后汉书》载：“张让位大将军何进之右，典大内禁军，私宅之内，持戟卫士不可胜数，赖其伤人事多，害鬼迷也。”在“持戟卫士不可胜数”的环境下，曹操能独自一人杀出重围，这就有些了不得了。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曹操能打败袁绍虽然有很多原因，不过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因被严重忽略了，这就是曹操的个人武力。以官渡之战为例，偷袭乌巢时，曹操是亲自率军前往的，这种君主亲自带兵的战斗，即便在当时的战斗中也十分罕见，除非君主自身武力高强，比如吕布和孙坚、孙策这种人。《武帝纪》载：“公怒：‘贼在背后，乃白！’”说明曹操当时正在亲自参与决战，而曹操的个人英勇，可以说是这场偷袭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之一。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精神要素中说：“统帅的意志和坚定，以及统帅的精神素质，对战争的进程有着根本的影响。……没有胆量的人是不可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胆量是成为杰出统帅的首要条件。”曹操的胆量来自他的天性，也来自他的实力，而他的个人武勇，是他实力的主要支柱。在偷袭乌巢的战斗中，曹操身边的士卒不止一次担心袁绍大军的支援因而畏手畏脚，不敢全力以赴，这时候，曹操的个人作用就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