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殇公与郑国的战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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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王五十一年（前720年），在一片公心的叔父宋穆公的不懈坚持之下，宋殇公得以顺利继位，继承了叔父所遗下的宋国君位。但即使已经继位为宋公，可宋殇公的堂弟、宋穆公的长子公子冯却一直居住在郑国，还时不时流出要回国争夺君位的消息；因此，成为宋公后的宋殇公依旧十分忌惮公子冯，并对收留公子冯的郑国也很是忌恨。

从继位的第一年开始，宋殇公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或单独、或与其他诸侯组成联军与郑国开战，彼此攻伐、先后五度交兵，各有胜负。在这些作战行动中，身为宋国大司马的孔父嘉都参与其中，并屡次担任宋军的主将。

孔父嘉是拥立宋殇公继位的首席功臣，因此宋殇公非常宠信他，给予其诸多权力和赏赐，命他执掌宋国军权；久而久之，孔父嘉因此遭到了宋国其他贵族的嫉妒和忌恨，其中，宋国太宰华督的反对态度最为激进和明显。

因为宋殇公继位后，就接连与郑国发生交战（另外和其他诸侯国也有多次混战），而连年的战争，让宋国普通士卒、国人们的负担和损失非常大，宋国城邑多成废墟，民间尸骸满地、哀鸿遍野，宋国国人的苦难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

因此，身为宋国太宰的华督就想劝谏宋殇公，让国君停止对外的战争，和郑国议和，避免国家的继续损耗，让国人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恢复机会；但宋殇公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稳定君权、控制军队），没有同意华督的谏言，华督由此对国君深感失望。

另外，宋殇公敢于坚持与郑国的战争，不理会华督的劝谏、和宋国国人已经困苦不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得到了掌握宋国军权的大司马孔父嘉的有力支持；在宋殇公看来，只要有孔父嘉的支持和保护，那么自己在宋国的地位就稳如磐石，不必理会其他。

所以，华督一方面因为孔父嘉的受宠而十分嫉妒他，一方面也因为孔父嘉全力支持国君的对外战争、并因此紧握军权，成为自己休战计划的障碍而忌恨他，在屡次向宋殇公进谏“休战议和”却遭到拒绝后，华督逐渐产生了除掉孔父嘉、夺取宋国大权，以此迫使宋殇公选择停战，恢复宋国元气的念头。

而华督想要除掉孔父嘉的念头，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华督居然看上了孔父嘉的妻子，并垂涎于她的美貌，想要占为己有；因此，华督这才有了处心积虑想要诛杀孔父嘉、‘以迫国君休战’的计划（华督这真可谓是‘公私兼顾’，为国为民为己了！）

周桓王十年（前710年），宋殇公又准备遣孔父嘉发动对郑国的征伐，因此在国内进行了作战动员，准备召集士卒、征收军粟；而这个时候，宋国因为长期的战争，国人饱受无尽的军役、贡赋之苦，人人困厄、家家穷蹙，已经到了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

早就准备发动政变、消除‘灾祸’的太宰华督，于是借机挑唆将要被召集出征的宋国士卒：

“君上（指宋殇公）在位不过才十年，我们宋国却发生了十一次战事！国人受此劳困、苦不堪言，这都是大司马（孔父嘉）主张用兵、并蛊惑君上的结果。大司马擅权黩武、殃民毒众，实在是我宋国之祸端；而国君不听我的谏言，偏袒大司马，这就又要征集士卒大举伐郑，我为社稷国人所计，决心诛杀大司马，以安定宋国；诸位如果愿意协助我的，可跟随我攻大司马之私宅，以诛国贼！”

饱受多年战争劳苦的宋国士卒们本来就对连年的战争深恶痛绝、咬牙切齿，又听到华督这别有用心的鼓动和教唆，当即认为太宰言之有理，应该诛杀国贼以安定国家。于是。在华督的带领下，即将出征的士卒们在宋都商丘城内发生了哗变，并自发地围攻了毫无准备的大司马孔父嘉，将孔父嘉杀死在私宅中。

杀死了孔父嘉后，华督迫不及待地将孔父嘉之妻抢夺到手，以遂心愿；不过孔父嘉之妻心性坚毅刚烈，在被带往华氏封邑的半途中自缢身死，华督空欢喜了一场。

孔父嘉夫妻身亡后，其独子木金父孤苦无依，只得留在宋国勉强安身，并保留了‘士’的身份（孔父嘉是宋国公室别支，宋前湣公五世孙）；此后，木金父在宋国生睾夷(祁父），睾夷生防叔；防叔成年后，因为仇敌华氏在宋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害怕因此会遭遇华氏的逼迫，于是逃离了故乡宋国栗邑（今河南商丘夏邑县刘店集王公楼村），改投至鲁国避难、在此安家。

之后，防叔在鲁国娶妻，并生子伯夏，伯夏又生子叔梁纥；叔梁纥成年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鲁国的陬邑大夫，在一系列战争中为鲁国屡立战功。

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年）八月二十七（阳历是9月28日），七十高龄的叔梁纥得到了第二子，其继妻‘颜徵在’于当天诞育一个健康的男婴；因为小孩子生下来后，头顶略有凹陷，所以叔梁纥为次子起名为‘丘’、字‘仲尼’。

叔梁纥的这个儿子，就是将来成年以后，创建了儒家学派的中华民族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哲学家，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丘，也就是孔子。

而孔子之所以改氏为‘孔’（而不是延续家族的‘子’姓），这都是因他的六世祖宋国大司马孔父嘉的名字而来的（取孔父嘉名字中的‘孔’字为氏号）。

回到之前文章的内容鼓动不堪忍受战争之苦的士卒们诛杀了孔父嘉后，华督趁机攫取了宋国的军权；本来最开始时，华督没打算对国君宋殇公动手，而是准备效法孔父嘉的做法，继续奉宋殇公为主君，再以辅政的名义执掌宋国大权。

但宋殇公与孔父嘉感情很深，又是被其所拥立继位的；受宋穆公临终嘱托、扶立宋殇公继承君位的孔父嘉，实际上相当于是宋殇公的‘仲父、相父’身份。因此，宋殇公对华督自作主张、悍然杀害和自己关系最重要、最紧密的大臣之事勃然大怒，拒不接受华督事后的拥戴和效忠，还放出话来，要以国君的身份召集公室甲士，诛杀乱政的贼臣华督，以谢宋国社稷，和无辜被害的孔父嘉。

得知宋殇公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后，华督既惶恐又恼怒，担心真的被宋殇公以“讨伐叛臣”的名义遣甲士诛杀；因此，在权力欲望的唆使下，华督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派人进入公宫，将不肯合作的宋殇公也给弑杀了，一了百了。

宋殇公被杀之后，宋国国君之位就出现了空缺；华督为了取得‘拥立之功’，于是遣使者前往郑国，经郑庄公的同意，将暂居于郑国的公子冯、公子勃迎回了国内，并扶立居长的公子冯为新任国君，即宋庄公；公子勃则担任宋国左师。

因为是被华督所拥立的，因此宋庄公回国即位后，十分感激华督，继续任用他为太宰，且委托其执掌朝政、辅佐自己治理宋国。而华督也不负宋庄公的信任，执掌宋国政务后就积极协助国君稳定政权、交好各国，以使宋国走出因长期战争所导致的萧条和疲惫。

（此后，华督当了二十九年的宋国太宰，辅佐了宋庄公、宋后湣公两代国君；直到南宫长万作乱、弑杀宋后湣公时，华督才因平乱失败而被南宫长万所杀）。

公子冯是被郑国所保护、最后才得以回国继位的，所以他对郑庄公很是尊敬、感激；宋、郑两国在宋庄公继位后、郑庄公去世前这段时间内，就没有发生过战争，宋庄公还馈赠给郑国许多财帛牛马。郑庄公对宋庄公的这种亲附态度很满意，于是决定帮助他获得名正言顺的国君身份。

周桓王十年（前710年）三月，为了表示对宋庄公的支持，郑庄公邀请陈桓公、齐僖公、鲁桓公相会于稷邑（在今河南商丘附近），共同商议承认宋庄公国君身份之事。

而宋庄公也下了血本，不但将宋国的重器‘郜之鼎’送给了鲁桓公（因为鲁国是‘周礼’所在之国，其在诸侯中的宗法礼仪地位最高），而且对齐国、陈国也大加厚赠。得到了宋国厚礼的诸国国君心满意足，于是在‘稷邑之会’上响应郑庄公的号召，承认了宋庄公的君位正统合法性。

因为宋庄公为人灵活机敏、识时务讲策略，与各诸侯大国都搞好了关系，因此宋国在他的治下，迅速恢复了被宋殇公屡次兴兵所消耗折损的军力、民力；宋庄公在位前期，宋国一度十分安宁，几年都没有发生过战事。

周桓王十九年（前701年）正月，应郑庄公的邀请，宋庄公、齐僖公、卫宣公赴恶曹（在河南延津以东）参与会盟，和郑庄公会面并商议诸侯交往之事；而这个时候，郑庄公已经患病，且病势为诸侯所知。宋庄公为了能在郑庄公薨逝后对郑国施加影响、乃至控制，此时就已经开始筹划计谋，准备对郑国即将到来的君位更替加以干涉了。

周桓王十九年（前701年）五月，一代小霸郑庄公薨逝，郑国的霸业也由此走到了尽头；齐僖公、宋庄公、鲁桓公、卫宣公等诸侯国君都想继郑庄公之后，成为新的‘诸侯之长’（将来的诸侯霸主晋国，此时还在持续的翼城、曲沃两宗内讧中，顾不上对外争霸之事）。

而宋庄公因为和郑国相对更为紧密的关系，以及宋、郑两国较近的国土距离，所以在这场争夺中，实际上占到了上风，将按照自己的计划，对郑国的内政施加干涉了。

郑庄公薨逝后，郑国正卿大夫祭足按照郑庄公生前的嘱托，拥立郑太子忽继承郑伯之位，即郑昭公。而由太子在国君薨逝后继承宗庙，这在春秋诸侯国的传承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宋庄公却不满意这个结果，想要出手改变郑国的君位更替，好对今后的郑国朝政庶务横插一手郑庄公的次子公子突（子元），其生母是宋国大夫雍氏之女雍姞，而公子突的舅家（雍氏）在宋国的地位举足轻重，极得宋国国人尊敬，也很受宋庄公宠信。

因此，宋庄公决心将郑昭公赶下台，改立公子突为新一任郑国国君，这样宋国的影响力就可以直达郑国朝堂，对宋庄公将来的争霸大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起初，在郑庄公刚刚薨逝时，宋庄公就想要说动郑国目前辅政的正卿祭足与自己合作，共同行动、更换郑国储君（祭足的女婿雍纠，也是宋国雍氏子弟）；但祭足坚守郑庄公的临终嘱咐，没有同意宋庄公的要求，还是选择了太子忽为新任郑君。

见祭足不愿意合作，宋庄公恼怒不已，于是借口商议交聘之事，将祭足诓骗到宋国，然后将其软禁，还出言威胁他说：

“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国君的话，就把你杀掉！”

为了保证更换郑君的计划能够成功，宋庄公还以雍氏的名义，将公子突也诱骗到宋国，除了和他挑明将要扶持他为新任郑君以外，还借机向公子突勒索财帛，作为‘报酬’。

而祭足被骗到宋国软禁后，无法和国内的郑昭公联系，又见到了也被骗来的公子突，这才明白宋庄公的计划；同时，宋庄公以公子突的名义对祭足承诺，只要拥立公子突继位，将来便继续让祭足担任正卿，出掌国政；于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祭足只得和宋庄公、公子突盟誓，答应改立公子突为郑国新君。

宋庄公得到了祭足的承诺后大喜过望，于是立即派兵送祭足和公子突回国；而在国内的郑昭公得知祭足在宋国的逼迫下，已经改变主意改为拥立弟弟公子突为新君的消息后，原本有心率军抵抗，但自己根基不稳、外无强援（这下可算知道有一个强有力岳家的好处了），实在无力回天；于是，周桓王十九年（前701年）九月十三，郑昭公弃守国都新郑，逃到卫国投靠和自己相善的卫宣公。

九月二十五，在祭足和宋国军队的护卫下，公子突从宋国回到了郑国，正式继任郑伯之位，即郑厉公。

在宋国的逼迫下违心改变初衷、放弃支持郑昭公而改立郑厉公为新君的祭足，虽然确实在郑厉公继位后依旧担任郑国正卿大夫，但其实他内心始终不愿意改奉郑厉公为国君；而郑厉公本人虽能力、才干都还勉强达标，可为人寡恩、心胸狭隘，又刚愎嫉能，对祭足这先君（郑庄公）的老臣、国家的重臣从来没有彻底信任、倚仗过。在这种诡异、尴尬的局面下，郑厉公和祭足面和心不和地维持了四年的君臣关系，彼此都很不自在。

郑厉公继位后，宋庄公自恃对其扶立有功，于是以此对郑国市恩，经常向郑厉公提要求、索取财帛；起初，郑厉公还是很感谢宋庄公的支持、撑腰，于是有求必应，给予了宋国大量交聘之物。可宋庄公贪得无厌，对郑国的索取越来越频繁、数目也越来越大，久而久之，郑厉公不厌其烦，开始对宋国以及宋庄公产生厌恶、疏离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