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明朝的衰亡任谁也救不了

1644年，明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在历经十六帝，享国276年后，终于走到了尽头。

明朝末年，内有党争、贪官污吏，外有流民起义暴动，满洲崛起，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朱氏江山已经无药可治，不能不亡。然而这种衰败现象，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

昏君亡国，这是中国历史上不争的事实，从正德算起，到亡国之君崇祯，六任皇帝，人人都是败家子，任是神仙也救不了。

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16年，极其讨厌正常秩序所要求于皇帝的程式化生活，在宫外筑豹房居住，喜欢体会领军冲锋陷阵的滋味，后因巡游江南溺水，30岁驾崩。

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45年，以旁系人继大统，为大礼仪之争导致朝政的混乱，后迷恋于道术，为求端葵几乎被宫女谋去性命，奸相严篙因而得以长期柄政。

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6年，但大狱迭起，社会凋敝，朝纲不振，边患频仍，时人已有国危之叹。

万历皇帝朱翊钧，8岁登基，在位48年，初期朝政委托张居正，国事颇见起色，但张居正死后皇帝已长大成人，年轻的皇帝可以否定张居正的改革，但却拿不出治国治民的更好办法，在《明实录》中留下了为立皇后、立太子、封王等事与群臣的绵长争持，还有预修陵寝、消极怠工不上早朝、派矿监税使为宫廷敛财聚货等等一连串的劣迹。

泰昌皇帝朱常洛当年继位当年死去。

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位7年，即位后把政事交给魏忠贤，自己在后宫操斧弄锯，尽兴发挥其不俗的木工技艺。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位17年，算是明朝中后期最勤勉于政事的皇帝，但大明江山却恰恰为他所葬送，虽然不能因此要崇祯为明亡承担全部责任，但至少可以说他是一个无能的皇帝。

明朝中后期的皇帝，正德皇帝朱厚照、嘉靖皇帝朱厚熜、隆庆皇帝朱载垕、万历皇帝朱翊钧、泰昌皇帝朱常洛、天启皇帝朱由校、崇祯皇帝朱由检，要么消极怠政如万历，要么顽劣不堪如天启，要么暴虐嗜杀如崇祯，一个赛一个无能，是明朝历史的罪人。

这几位皇帝论智商都不低，勇猛者如正德，精细者如崇祯，艺术者如万历，才艺者如天启，他们都不乏超常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是明朝被他们折腾的体无完肤。

正德虽然不以残忍闻名，但其一意孤行，算是暴君；天启宠信自己的乳母温客氏及不知书的魏忠贤，虽有聪明木匠的天份，政治上却是一个地道的昏君；万历少年即位，只能是太后与阁臣的傀儡，中年以后又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懒皇帝；光宗即位时即已病魔缠身，做皇帝月余就死去；嘉靖则可算是集昏、暴、庸于一身的皇帝，嘉靖一朝没有亡国，算是幸事，但朝政发展到不可收拾，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万历十一年，1583年科举，万历出了一道长达五百字的殿试题目，大意：为什么人君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懈？人君究竟是缺乏仁民爱物之心，还是过于优柔寡断？

从万历到崇祯都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在明朝，内阁制和宦官制是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平衡内廷和外廷权利而设置的辅政系统。其决策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首先，外廷奏章先经皇帝阅览后，发至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作批答草稿这叫做“票拟”，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进呈皇帝，这些政务处理意见供皇帝在决策时参考。

其次，皇帝参看完内阁呈递的票拟后往往自己不批示，而是交给司礼监太监由他们按照皇帝的意思进行批示并下发各衙门执行，这叫做“批红”。

这种制度设计，在明朝初期中期，把过去相权进行进一步的分解，由内廷和外廷共同执掌防止任何一方权利扩大，加强了皇帝的专制权力，能够保证自己掌握帝国的军政事务不至于大权旁落。但是随着明朝进入了中后期，特别是明末时期这种辅政机构的弊端就越发的凸现了出来，带来了政权的不稳定，对社会经济、边关防务带来极大的危害。

万历发现官僚们个个看上去道貌岸然，慷慨国事，但没有一个值得他信赖，皇帝可以把不称心的官员革职查办，但很难升迁拔摧他所喜爱的官员，因为超常的行为会引来众多的批评，超摧的官员会成为众矢之的。官僚之间发生冲突，必须由皇帝作最后的裁决，万历最好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方能平息政治波澜。

号称勤勉的崇祯皇帝，身处社樱存亡之际，对有司呈送的若干要职候选人，由于担心为宵小蒙骗和助臣下党同之势，只好通过占卜决定，从这一层次上说，懒惰平庸的无能皇帝是明朝的官僚体制塑造出来的。

在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不能说没有求改革求发展的进步因素，但改革要求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得到皇权的支持才能变为国家的意志，更多的时候则是被平庸昏暴的皇权所掩没乃至扼杀。

明朝中后期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先是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后有万历时期的立储之争，著名的三案表面上是宫中的是是非非，要害处都与皇统的继承息息相关。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阁臣易人和高层官僚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只是这些危机和政治动荡不是缘自对政府首脑职位的合法竞争，无关治国治民的基本国策，其全部的政治意义只是官场的争权夺利。因此，明朝中后期的统治从帝位的更替中得到的不是生机与活力，而是混乱和暮气。

明末党争，先是东林党与浙党、齐党等争斗，后来魏忠贤宦官势力形成阉党，斗争更加残酷。

天启皇帝登基之初任用了由正直的东林党人士组成的内阁，可在这之后很短的时间就开始信任魏忠贤，朝政逐渐被魏忠贤及其阉党把持，正直的东林党人受到残酷的迫，害，或被杀，或被罢官。到崇祯帝即位后，惩治阉党魏忠贤，东林党又一次把持政权。但是仅到了崇祯二年，东林内阁就在阉党的翻案和反扑中倒台，阉党重新把持朝政。

如此快的人员变更无疑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明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这样的情形再加上万历帝的怠政,以及万历以后皇权的频繁更迭，使明朝对于灾害、民变、战争等应急事件的反应能力变弱，政策无法延续，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官僚一方面追逐功名爵禄，将自身的荣华富贵寄托于朝廷的恩宠，另一方面又与民争利，浸蚀支撑朝廷的社会经济基础。官僚地主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明朝大臣徐阶、严篙、顾宪成、高攀龙、缪昌期，或是大地主，或是经商，或放高利贷，结果是无数农民失去土地，或沦为佃农，税额转嫁到无地少地的编户齐民身上，进一步促使小农破产和逃亡，土地集中更为严重，出现恶性循环，乃至欺行霸市，逃避关缠税收，破坏国家法度，蠢国害民。

崇祯皇帝曾发诏书痛切地指出：“官吏行酷，暗害民生”“绅绮土豪，骄暴侵霸”“藩王宗室，暴虐态唯”“勋戚及内外官肆行扰害”。官僚权贵有赖朝廷维护其特权和地位，但他们又肆无忌惮地蛀蚀朝廷赖以实现其统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因而再强大的统治政权也终究难逃大厦崩塌的命运。

清朝康熙十八年，在康熙皇帝的亲自指导下，《明史》馆开始工作，43年后的康熙六十一年《明史》基本纂修完毕，共三百一十卷。

关于明朝的灭亡原因，清初史官们多以为明亡于太监。康熙皇帝也不否认明末太监擅权与明朝灭亡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他关于明代党争对政治的危害也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明朝灭亡，固然与太监乱政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若把明亡全数罪之于太监，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明朝覆亡的真正原因在于明中期以来皇帝与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