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母亲的小棉袄

本文转自：遵义日报

姚平

（一）

母亲生了我们七兄妹，我是老五，上有俩哥俩姐，下有俩妹。哥哥老四没长大成人，六岁时得肠梗阻走了。

不知怎的，在几姊妹中，母亲和我的关系最特殊：既是母女，又是朋友。用今天时髦的语言来说，我是母亲的小棉袄。

母亲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不是因我长得乖巧，也不是我的体质弱而多得几分怜爱。因为拿体质来说，较差的是三姐。在几姊妹当中，我算得上是特别听话和勤快的一个，加之哥哥姐姐经常不在母亲身边，妹妹年龄又小，母亲就只愿给我说说悄悄话。

母亲说，我有仨外婆，除大外婆、二外婆外，还有自己的亲外婆。

外公家住在如今正安县小雅镇工农村。大外婆去世后，外公迁居庙塘正街，娶了二外婆；二外婆人懒，不理事，外公再娶了我的亲外婆。亲外婆能吃苦又耐劳，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亲外婆生有仨女，母亲是老三，是亲外婆的希望和依靠。

母亲四岁时外公就去世了，亲外婆和二外婆分了家。二外婆膝下有幺舅和幺姨，幺舅是外公的独儿，外公弥留之际托付亲外婆：一定要送幺舅读书。

外公去世后，亲外婆就带着母亲在街上做小买卖求生。亲外婆和母亲疼爱幺舅，有什么好吃的都要给他留着。幺舅读书时，母亲时常背着割猪草的背篓，偷偷跟在幺舅身后，去学堂教室的窗外听老师讲课。

母亲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她对亲外婆说，她也要去读书。她还说，她要读书改变自己，要永远陪着亲外婆，让亲外婆过上好日子。母亲还说，亲外婆把她送去上学也有她自己的打算，亲外婆说过，自己百年后，母亲好给她写袱子。就这样，母亲成了读书人。

为了减轻幺舅和自己的上学负担，母亲还跟着亲外婆学煮酒，做米粑、豆腐。好在有同街的翁幺婆帮忙，她把自家经营的盐巴、胆巴也赊给母亲卖，生意还算将就。

（二）

1955年，母亲考上贵阳卫校，后转入遵义卫校读书，那时的母亲已经成家了，刚生下大哥不久，只好把他留在家中请戴妈代养。1957年，母亲又怀胎在校，分娩前身体出现水肿，只好请滑竿从遵义抬回家分娩，满月后又将大姐送给吴妈代养。

母亲上学都是一路徒步。母亲对我说，那时正安没通车，从庙塘到正安县城再到遵义只能走路，要走三天的路才到遵义。

母亲说，她个子小，那双小脚曾被缠过，每次上学，脚都会打起血泡。难得一路上有在遵义读高中的幺舅和其他同学做伴，在精神上也算有支柱。

1958年，母亲被分配到正安县人民医院工作，没多久，为了照顾奶奶和亲外婆，就申请调回当时的庙塘区卫生院。母亲对我说，那段时间是她最幸福的日子，奶奶和亲外婆健康，孩子活泼乖巧，三代同堂，一大家人在一起，其乐无穷。

1972年年底，父亲病了。母亲感觉父亲病得不轻，就把家里喂的两头年猪给杀了，换成钱给父亲看病。

过了年，母亲把还在吃奶的我幺妹交给幺姨照看，带着父亲到当时的遵义专区医院检查病情，诊断为直肠癌，后经省人民医院复诊结果相同。医生说父亲活不过两个月，父亲的精神一下子就垮了。母亲强装镇定，细心照料父亲，希望奇迹发生。

父母回家准备医疗费用，当时的区委特批区财政借款300元作为医疗费，区财政人员还准备陪同父亲到上海手术治疗。一到贵阳，母亲卫校时的同学极力劝阻此行，又听说遵义泥桥有个名医，母亲满怀希望陪父亲转到遵义泥桥医治。

由于父母在工作上的认真、做人上的老实，调出庙塘区的简区长听说父亲病重，专程从六盘水赶到遵义看望，母亲非常感激，并时常对我们说，一辈子都不要忘了关心过父亲的人。

（三）

1973年7月，父亲去世后，18岁的大哥在安场二中读高中，幺妹才两岁多，此时的母亲又当爹又当妈，大哥大姐后来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再后来工作在外地。

父亲走后，县卫生局领导曾多次劝母亲回县医院工作，都被母亲婉言谢绝了。母亲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分昼夜地忙碌，白天还好，夜晚加班时，在家的我就得跟她当保镖。对此，我很不理解母亲，对她有怨言，母亲却对我说，气力是个怪，今天使了明天在，单位数我的工资最高，就得多劳动。

20世纪80年代初，庙塘新医院建成，医院周围闲置的荒地较多，母亲就带领我们几姊妹开荒种菜，还喂猪来过年。

记得那时候过年，几姊妹最开心的是穿新衣服，每当接近年关，母亲就提前到商店选布料，然后再到裁缝铺排号做衣服，大堆衣服取回来。母亲还要挑灯熬夜锁扣眼钉扣子，我对母亲说，叫裁缝做好就行了，自己何必要操心。母亲对着我说，这就叫过日子，这就叫精打细算，这就叫细水长流。

母亲很会调剂生活，《第二次握手》《白发魔女传》《红楼梦》《西游记》等等书籍都是她心中的“黄金屋”。每逢有电影上映，母亲都不会落下，她会早早地把钱交给我去买票，晚上带着一家人去观看，冬天提着烘笼，夏天摇着蒲扇。遇上不太好看的电影我会对母亲说，你的瘾真大，母亲悄悄对我说，这就叫精神。

（四）

那时庙塘街上的顽童较多，稍不注意就吵架打架，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几姊妹到街上去和其他的同龄人吵架打架。她总对我说，忍一时能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日之气，免百日之忧。

三姐从小有病，生活能力较差，母亲最是关爱，三姐到适婚年龄，母亲托人择婿婚配，我极力反对。我说，我能照顾母亲和三姐一辈子，母亲却对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姐姐结婚后会有儿女，我们帮她一起把孩子带大，姐姐将来就有依靠，我们也有个念想。

1982年母亲退休后，从医院搬回街上老屋住，时常有亲朋好友向母亲求医问药，为了方便大家，母亲在家开了个小小的药店，头疼脑热小病小伤，母亲总能药到病除。药店生意不错，但是利润不高，看病拿药的农村亲戚多，母亲总是收比正常价格低的钱，遇上买药没钱或者钱不够者，母亲也给药。

记得那个时候，农村人吃头痛粉的特别多，总是供不应求，大姨经常来赊，母亲总是送给她。农村人重感情，每每上街，都会给家中送些时令蔬菜和水果，母亲知道农村人的处境，也会及时回赠。还时常对我说，送人需好物，要忍嘴待客。

家住在仁福箐的同祖大公，那些年每逢赶场，都会给家中捎上一些农产品，母亲总会安排我做上好吃的来招待大公，还要买一些乡下没有的东西让大公带回家去。

母亲到县城生活已有20年了，一直挂念老家的亲朋好友，记得母亲满80岁的那年，六妹给她买了一套睡衣，母亲托付我捎回庙塘，送给小她几岁的表叔娘。说表叔娘在乡下，比我家困难，却事事都想着、帮助我们家。

母亲有事总托付我，我是母亲的小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