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高滔滔，缔造“元祐之治”

《清平乐》里面的高滔滔，历史上确有其人，她便是北宋宣仁皇后高氏，在儿子宋神宗去世后，因孙子赵煦继位时年仅八岁，身为太皇太后的高氏得以垂帘听政，执政期间清正廉明、勤俭节约，一手缔造了“元祐之治”，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同样导致了对北宋末期影响巨大的“元祐党争”。

高滔滔出身官宦之家，历经四朝也曾垂帘听政

高滔滔乃是建雄军节度使高继勋的孙女，其父高遵甫曾任北作坊副使，因而也算是出身官宦之家。庆历七年(1047年)三月，年仅十五岁的高滔滔，便嫁给了时任岳州团练使的赵宗实(后改名赵曙)，被封为京兆郡君，并在次年就生下了长子赵顼(后来的宋神宗)。

赵宗实虽然不是宋仁宗赵祯的亲生儿子，但宋仁宗因早年无子，赵宗实自幼便被接入宫中，交由曹皇后抚养。虽然后来因宋仁宗亲生儿子豫王赵昕出生而返回父亲身边，但由于赵昕最终夭折，赵宗实还是于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了皇子，并改名赵曙。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驾崩，赵曙继位为帝，是为宋英宗，而高滔滔则于一个月后被立为皇后。宋英宗在位仅四年，便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高滔滔随之被尊为皇太后。

然而，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却再度英年早逝，元丰八年(1086年)三月，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驾崩，其年仅九岁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因天子年幼，被尊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去世，终年61岁。

个人品德毫无问题，一手缔造“元祐之治”

高太后垂帘听政之后，在执政方面“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其执政的九年间，被认为是宋朝最为太平、百姓最为安乐的时代，史称“元祐之治”，甚至被誉为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而这些与她的个人品德可以说息息相关。

高太后本人极为崇尚节俭，被称为““恭勤俭度越前古”，并教导皇帝“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本人节俭到了什么程度?作为太后的她除了参加朝会典礼之外，在宫中甚至穿着布衣而不用丝锦，又因羔羊幼小食之有伤天和，而下令不得宰羊羔为膳。

与此同时，高太后对于外戚的限制同样极为严格，早在宋英宗和宋神宗在位之时，高太后就拒绝给弟弟高士林升官，给高家修建宅第，而在临朝听政之后，不仅拒绝了官员“加恩高氏”的请求，甚至连之前的私恩赏赐都减去了四分之一。而其两个侄子本应升官，还被高太后强行压住，直到宋哲宗一再请求，这才勉强升了一级。

作为一名女子，高太后毫无疑问有着极为出色的执政才能，再加上其自身品德极为高尚，这才使得她执政期间，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评价道，“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由于自身局限性，又一手酿成了元祐党争

高太后的执政才能虽然较为出色，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对王安石变法持全盘否定态度，导致在其执政期间新法派惨遭打击，再加上其与孙子宋哲宗之间的矛盾，使得北宋朝廷迅速陷入严重的党争之中。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之后，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政策缺陷、用人不当等原因，在后期却也闹得朝野内外动荡不安，或许正因如此，高太后对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持反对态度，执政之后便立即将司马光再度拜相，而曾经因反对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吕公著、文彦博等官员也开始再度受到重用。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守旧派再度声威高涨，司马光更是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直接上了一道《请更张新法》，将新法比成毒药，导致新法被全面废止。而曾经的变法派，也开始惨遭报复打击，蔡确、吕惠卿等大量变法派被贬谪，蔡确、章惇和韩缜更是被斥为“三奸”，这使得王安石变法以来的党争开始加剧。

在高太后临朝听政时，由于军国大事都由其与几位大臣处理，赵煦对朝政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而大臣们也认为赵煦过于年幼，也根本不予请示。朝堂上，赵煦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奏事时，恰好背对赵煦，以至于赵煦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这自然使得赵煦对于高太后和大臣们有所不满。而到了赵煦十七岁时，高太后本应还政，但却仍然保持着垂帘听政的习惯，而大臣们依旧没有重视已经逐渐长大的皇帝，甚至也不劝太后撤帘还政。

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对赵煦影响极大，此时的他虽然无法直接与之对抗，但内心已经极为抵触，例如有次高太后问赵煦为何不对大臣的奏对表达自己的看法，赵煦直接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被彻底惹恼的赵煦，在高太后病逝，自己亲政之后，开始对朝中的守旧派再度展开清算，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同时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政策，也进行了恢复。

绍圣初年举行郊祀大礼之时，按理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甚至连死囚都可以减轻惩罚，然而当有大臣请示是否可以赦免被贬谪的旧党官员时，却被赵煦立即拒绝。后来，又有人建议是否可以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稍徙善地”，赵煦却说“刘挚等安可徙”，由此可见赵煦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痛恨。

如上所述，高滔滔虽然具备一定执政能力，个人品德也丝毫没有问题，甚至还缔造了“元祐之治”，但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却也导致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初现端倪的党争开始加剧，可以说北宋末年陷入不可收拾的党争，正是自高太后执政时期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