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之子赵树理

在顶尖作家之中，赵树理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对其研究的意义不完全在文学界，因而将他定义为“乡土中国之子”,较之称呼他为中国乡土作家要更为准确一些，这是超越文学范围的。学界对赵树理的评价是中国农民文化的代言人，表达的是农民的心声，因而我最初的讲座题目是“中国农民之子”，后来觉得不是很贴切，就改为了“乡土中国之子”。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者是农民，但是当中国加速进入城市化、现代化之后，称他为农民的代言人并不准确，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民间文化的代言人，而这样的文化在当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心理结构和人际结构当中还占有很大比重，所以对赵树理的研究是具有现代意义的。

多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对赵树理的评价也是几经沉浮，所以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作家。

根植乡土 佳作迭出

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42年之前的创作奠基期、1942年到1949年的创作高峰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晚期。

在山西民间有个流传已久的民俗是抓周，就是摆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满周岁孩子的面前，看这个小孩抓什么，就预示着这孩子的将来要做什么。赵树理1周岁的时候，抓了两样东西，一支笔和一条鞭子，而这恰好是对他一生的概括——书写和劳动。

赵树理的家庭最初是比较富裕的，后来家道中落，他父亲有一些文化，所以赵树理小的时候也看了很多书。求学阶段，他在长治的省立第四师范上学，这在赵树理人生当中是个很大的转折点。他在上学期间不仅能够接触到新文学运动，甚至还参与了新文学运动的大众化讨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启蒙”只在知识分子当中是不行的，一定要唤醒民众、唤醒人心，赵树理就参加了这场讨论，并且对这个观点是认可的，所以他虽未能直接参与到五四运动中，但五四精神在他身上是有所体现的。譬如，他拿鲁迅的小说回村子里念，老百姓听不懂，他认为这么优秀而深刻的作品，一定要用老百姓喜欢的语言去写。在那个时候，赵树理就抱定了这样的志向，开始了多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创作初期，他用过不少笔名，很多都找不到了，甚至有些都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在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中，1933年完成的《盘龙峪》，就作品而言已经非常成熟，但是不被当时的文学界所认可，更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1942年是赵树理创作的转折点。在这一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很大，赵树理也因此迎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在延安，周扬和陈荒煤对赵树理的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提出了把赵树理作为方向和旗帜的说法。同时，文坛成名已久的郭沫若也高度赞扬赵树理。他对赵树理的评价是“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由自在”。因此，赵树理异军突起。

赵树理为什么能够一举成名？孙犁有一段话概括得很好，他说“创作的真正通俗化所应具备的要素，在赵树理成名之前的文学创作中，均已具备”。同时，孙犁还说，“在当时，有见识、有修养的人才多得很，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赵树理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因此，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推动下，赵树理凭借《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后来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赵树理的创作是从他根植于的乡土中国而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作品仍然局限于农村题材，所反映的依旧是农民的利益。赵树理晚年的一些作品文学价值也很高，如《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卖烟叶》等。这些作品特别朴实，写农民的诉求写得也特别细致，但是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因此被边缘化了。

赵树理的一生，身心都深深地根植于乡土中国，他的人生站位、生活站位、价值站位都始终没有脱离乡土中国这片土壤，这也就形成了赵树理独特的个人品格和创作模式。

特色鲜明 成就斐然

从文学创作来说，赵树理的创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创作范型，这种创作范型，即拥有两个核心，一个是“问题”小说，一个是“中间”人物。

问题小说是什么呢？赵树理曾说，当自己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主题。很多人对赵树理的创作有误解，认为他是在配合政策而创作。比如他写《登记》，大家说是配合宣传《婚姻法》；比如他写《李有才板话》，是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写《地板》是为了辩清楚到底是土地更重要还是劳动更重要。很多人认为，赵树理的“问题”是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他的“问题”应当是农民的利益被改变时所出现的问题，赵树理一直是站在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进行创作的。

赵树理写的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中间人物。比如在《小二黑结婚》中，看起来像是在歌颂小二黑和小芹的新农民形象，但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却是三仙姑、二诸葛这两个中间人物；还有如《登记》，看起来是在写农村一对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其实写得最成功的却是艾艾的母亲小飞娥这个中间人物；1958年发表的《锻炼锻炼》，看起来是在写青年干部杨小四，但其实写得最成功的是中间人物“小腿疼”和“吃不饱”。他笔下的中间人物是谁？就是特别看重个体利益，有好处就跟你干，没有好处就想办法对抗你的普通农民形象，他写这种人物特别生动，也更为成功。

这样的中间人物为什么他写得很成功？因为他写的是乡土中国当中最真实的农民。文学从本质上是讲应是“人”的文学，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整体化的人，而是鲜活的个人。五四运动时期在文学领域提出的“人的文学”，就是以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利益作为价值本位的。赵树理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农民，因此在他看来，只有被农民所接受、维护农民个体的利益并转化为乡土之上的民间伦理道德的文学，才能被农民所接受。

赵树理的小说是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符合老百姓的阅读趣味。比如《小二黑结婚》，小二黑结婚虽然受到阻挠，最后还是结了婚，老百姓都认可，二诸葛和三仙姑也认可，二诸葛和三仙姑顺便还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形象。而现实中，故事的原型是一个横遭身死一个离乡远嫁的悲剧，但赵树理却写成了大团圆，满足了老百姓追求圆满的朴素心理和愿望。当然还应当看到，赵树理也受到了前苏联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前苏联的现实主义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写法的核心在于要去书写发展中的现实。《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原型虽然是个悲剧，但是让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是符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这一社会发展趋势的，所以他将这个悲剧通过创作变成为喜剧。

赵树理的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描写在乡土中国的民间心理。譬如，他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主人公“小腿疼”“吃不饱”就想尽办法不出工，但如果当下干的活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这两个人出工就比谁都早，积极性一下子就能起来。后来，有些学者把这部小说抬得很高，说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时期没有一位作家写出农民在集体化过程中的真实感情与命运，只有赵树理敢于写出农民真实的愿望。但其实赵树理对“小腿疼”和“吃不饱”是有所批判的，是从民间朴素的认识出发，认为懒惰总是不好的。所以赵树理既写出了集体化过程中，农民从劳动到日常的物质生活的真实，也从民间伦理的角度对被集体化影响了个人日常生活的人物、行为，进行了批判，因此可以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构成是很复杂的。

引领创作 秉承文化

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形成了一个流派——“山药蛋派”，赵树理既可以称之为开创者，也可以称之为领军人物。后来能够继承他衣钵的是被称为“山药蛋派五主将”的马烽、西戎、胡正、孙谦、李束为，他们被冠以“人民艺术家”称号，是最善于书写农村题材的一批作家。当然，在他们之外还应该包括李古北、刘江等人。“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很大。在这些人之后，产生了新一批“山药蛋派”作家，如韩文洲、义夫、李逸民、杨茂林、田东照等。在当下，我认为能够代表“山药蛋派”作家有两个人，分别是是张石山和葛水平。张石山这人，用著名评论家李国涛的话来说，就是“能得赵树理真传者，唯石山一人耳”。张石山确实是这样，他的小说在全国独树一帜，与赵树理的创作本质是一脉相承的。葛水平是赵树理的同乡，近些年的创作也是风生水起。她和赵树理的创作过程、形态以及价值立场，可以说是高度一致的，只是赵树理更为侧重描写农民的物质生存形态，葛水平则在书写农民的生命形态和情感生活方面更为擅长，这可能是基于二人的性别差异和不同的时代认知。

放眼全国，上世纪40年代，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开始产生，毛泽东同志称其特点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工农兵文学”。当时的工农兵文学作家群体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以丁玲为代表的来自一批上海的作家；二是像贺敬之这样延安本土生长的作家；还有一类则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作家，这三部分人共同构成了工农兵文学的主力军。赵树理创作的发展轨迹和态势，就是工农兵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态势，甚至还要先于工农兵文学一步。

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价值系统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价值谱系，一种是庙堂文化，一种是士大夫文化，一种是民间文化。庙堂文化是统治阶层的文化，是从怎么样治理国家作为自己的价值立足点；士大夫文化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化，它一方面和庙堂文化有一种亲缘性，因“学而优则仕”，所以要将庙堂文化学好，另一方面又要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朴素的民本思想，所以同民间文化也有亲缘性；民间文化是一种广泛根植于乡土之上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标准就是关注自己日常生活的好坏，看重自己的物质丰裕程度，看重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够表达和实现，这就是民间价值谱系的取舍标准。庙堂文化、士大夫文化虽好，却高高在上，民间文化看似卑微，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广泛性和生命力。

几千年乡土中国中的民间文化，是推动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其长久的存在并延续是有其必然性的，而这种稳定的延续正是基于老百姓对磨难的坚韧和对生活的自信。《三国演义》开篇就写“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你看古今多少天下大事，都成为了老百姓饭桌上的谈资，这样的一种自信在赵树理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很有名的细节就是一所著名大学的中文系请赵树理去做讲座，赵树理开始上台还很谦和，说“我就是个民间说书人，民间写故事的人，能到最高学府中文系做讲座很荣幸”，然后讲小说的写法和小说的最高标准，他讲小说的最高标准是语言。学生问他中国的小说作家之中谁的语言用得最好？赵树理脱口而出“肯定是我”，非常自信。

民间的价值立场是不可低估的，从文学形态来讲，它的源头应当是《诗经》。比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是个人的情感问题。比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是出于维护个人利益的问题。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也是很个人的情感，抒发了因久戍难归而思乡之情。《诗经》的部分篇章完全是个人性的，写的是个体生活的情感和体验。

《红楼梦》可以说是民间价值谱系达到极致的体现。比如在贾宝玉的价值天平上，他最看重的是大观园里每一位女性个体生命的瞬间悲欢而不是大观园的兴衰。这是民间价值谱系在封建社会的最后结局，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我看来，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的逻辑起点就是《红楼梦》。鲁迅对《红楼梦》最为提纲挈领的评价是：“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所以那时强调的并非是要反民间文化，而是反“吃人”的封建文化，强调要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民间价值。

就传承民间价值谱系来说，老舍算是很典型的。你看他的《骆驼祥子》《月牙儿》，特别是他的经典剧目《茶馆》，就是站在个体生命个体利益的立场，来看待时代的变迁、风云的变幻的。你看他的《月牙儿》，能将风尘女子命名为纯洁的“月牙儿”，你就知道他是用怎样的个体生命本位的价值标准，来颠覆传统的群体伦理标准的。

赵树理的位置是什么呢？他扎根于乡土中国，把几千年来这样一种基于个体的民间价值谱系，以农民为载体表现了出来。如果说老舍是以旧社会的底层人民作为载体，那么赵树理是以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作为载体，来表现这种价值谱系。很多人把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叫作“人的文学”，1942年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文学叫“人民的文学”，而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则是二者之间最好的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以民间的价值谱系作为他的价值根基，这是他文学史上最成功的价值。

深入研究 继往开来

在今天，重新研究赵树理的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现代社会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各种价值观念也随之而来，不但是我们和下一代人价值观念不一样，就是同代人在价值评判标准上，也经常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什么作为评价社会进步和评价现实生活的标准？赵树理根植于乡土，站稳人民立场，无疑在当今社会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赵树理的一生写了很多作品，包括大量的地方小戏，也包括秧歌调、鼓词等，他并不在乎这些作品是否登得了大雅之堂，是否能让他在文坛有一席之地，他所看重的是老百姓是否真正接受和喜欢。赵树理的人民立场，赵树理所看重的传播形态、传播方式，在今天都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个真实的赵树理是什么样子？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在全国立了很多赵树理的塑像，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像他父亲，但是别人雕塑出来了，也只能管他叫爸。赵树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创作到底美在什么地方，我们只是站在一个角度阐述一个方面，阐述这个方面，就会忽视他另外的方面，但这也正好体现了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被人不断地阐释、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的。汪曾祺说“赵树理最可赞处，是他脱出了所有人给他规范的赵树理模式，而自得其乐地活出一份好情趣”。在我看来，汪曾祺对赵树理的评价是很准确的，所有人解读的赵树理都不是赵树理的全部，而且赵树理也不会认可所有人对自己的解读，他是自得其乐的，这大概才是一个真实的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