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数字人文的硬抓手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作者：张伟然

《光明日报》（ 2023年09月25日 14版）

最近20多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算是史学研究领域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历史地理学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其在史学研究变化中也起到关键作用。

经典的中国史学研究一向重视地理对于治史的辅助作用。邓广铭曾倡导以年代、目录、职官、地理为治史四钥匙。陈寅恪无论分析政治利益集团，还是考察典章制度、讨论社会文化思潮，都很自觉地引入地域这一先天性限制因素，地域、空间已成为他史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思维工具。钱穆也是如此，曾出版《史记地名考》《古史地理论丛》等讨论历史地理问题的专著。

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当中，地理是史部之一类。同时，中国古人治地理之学，喜欢定性描述，并不喜欢做数理分析。班固修《汉书·地理志》，明明收集到很多统计资料，但硬是将各种数据拆散，重编成以郡县为纲目的叙述性文献。这一做法为后世所继承。虽然早在西晋裴秀就提出以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为“制图六体”，强调地图绘制的数理基础，但在清康熙以前，一直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实测地图。古代各种交通里程数据，基本上是以估算为基础的。可以说，中国古代地理学者讲究的是用数据，而不唯数据。“史地不分家”的传统与这一治学思想不无关系。

近代以后，新式学术体制建立，仍以地理为名的这门学问已非传统之旧，而是借鉴西方，以“天文地理”（数理地理）为基础、以“地文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为架构的新式学问。中国传统的地理之学被改称为“沿革地理”，而后被改造为历史地理。民国时期，不少大学将历史与地理合在一起办史地系。但此时受到现代科学训练的地理学者，注重采用野外实习和定量分析方法，史地便出现分家之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理学曾效仿苏联，未受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地理学界的计量革命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理学迅速跟上国际潮流，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进入大数据时代。时至今日，无论数据产出还是分析处理，以及各种新技术手段的应用、新研究领域的开发，史地两个学科都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与区别。介于二者之间的历史地理学，恰好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脱胎于传统沿革地理，从它与地理学的关系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上属于沿革地理阶段。虽然1934年就出现了专门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发行了《禹贡》半月刊，但当时的研究者不需要经过地理学训练，只要有一定的空间意识，运用常规史料分析考辨手段就能把问题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后，历史地理学开始向现代科学体系演进。随着地理学理论方法的引入，研究者需要懂得地球表层演化的科学原理，以此为指导提出问题，然后运用史料加以分析和解释。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获得空前发展，得益于深度的史地交叉融合，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架构迅速构建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历史地理学对现代地理学的诉求仅限于科学原理和基本工作思路，至于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仍以传统文献描述为主。此后，历史地理学进入第三阶段，即大数据时代。

相比于现代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数据规模显然难以相提并论。不过较之于以往的历史地理研究，数据增量已经不可以道里计。其中，资料的可得性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原藏于海外、民间以及各公藏机构的大宗史料不断面世，很多史料可以通过网络便利地获取。因此，资料范围较之过去大大扩展，数据资源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此时历史地理学要取资于地理学的，就不仅包括科学原理，还有在新技术条件下的研究手段和技术路线，甚至还有新的问题形态和提问方式。

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对待数据，地理学和历史学存在着天然的不同。地理学的目标是把空间差异讲清楚。为了精准，不得不运用大量数据。其所用数据，绝大部分不需要自己去生产，至少不需要手工生产。而历史学的本质是人文，它的论证讲史料。史料首要的问题不是数量，而是真伪——这史料是怎么产生出来的，说明了什么？然后才是对它的提取和利用问题。去伪存真，尽量采用接近第一手的史料，才会赢得认可。若是一味地堆砌史料，往往不被接受。因此，从史料中进行数据提取，有不少学者是相当抗拒的。他们觉得史料很难量化，量化后貌似精确，实则失真。只有文字描述才能“柔软”地贴近历史事实。这种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绝对化。

数据提取是有边界的。数字人文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为人文研究服务，而非消解传统人文研究。因此，将史料提取成数据，只能针对可量化的内容。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重建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应该是当务之急。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以气候、地貌最为重要，而人文地理环境则以政区为基础。前辈学者将地理作为治史四钥匙之一，其实主要指的是沿革地理，重点是为了弄通历史地名变迁。研读史料，一定要清楚它具体的时空位置。史料所系的具体空间是靠历史地名来定位的。如果不了解其准确含义，对史料的理解便难免失真。

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之前，关于历代地理沿革一直缺乏准确可用的参考书。地图集的问世给学界带来了极大便利，然而因为它对每个朝代只复原了一两个年份的行政建置，如果想了解的情况跟书中该朝代的标准年不重合，就不得不自行爬梳原始资料。作为一套纸质书，它的篇幅不可能无限增加。对每个朝代只复原一两个年份，就已厚达八册之多，不可能将历史上每个年份的行政建置都画出来。这一难题，到了数字化时代便迎刃而解。2001年开始，复旦史地所与哈佛大学合作研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利用数据库和计算机自动制图，将中国历史政区变迁的复原精度推进到逐年的水平，解决了将《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时间轴上图层加密而篇幅会失控的问题。当然，数字技术提供的福利远不止于此，它的可扩展性、局部修订的便利程度，都是过去所难以比拟的。

从表面上看，CHGIS系统反映的是历代政区变迁，事实上，它可以构建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时空坐标系统。以此为基础，将各种专题数据加载上去，就可以方便地制作各种专题地图，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正因如此，2016年CHGIS项目完成后，复旦史地所又启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建设，在CHGIS系统的基础上，将一些专题数据库整合起来。该平台已于2021年正式开放。虽然目前内容还不十分丰富，但基本框架已经构建起来。

到目前为止，GIS和数字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地理的学科面貌。其表现至少有三点：其一，研究精度大大地提升了。以最基础的政区为例，现在的政区时空数据不仅可以提升到逐年水平，时间序列上一直可延伸至当代，而且政区研究的尺度也有所下移。《中国历史地图集》复原的主要是县级以上政区，县在图面上都是作为点来处理。在CHGIS系统中，已经重建出1911年的县界。就是说，县不再是被当作点，而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区域来对待。诸如此类的精度提升在其他专题领域也程度不同地有所体现。其二，不少专题研究的问题形态发生了转变。例如历史城市地理，以往讨论较多的是城市选址、布局、城墙城门等较为宏阔的问题，现在的讨论已延伸至土地利用、人文空间以及城市内部肌理。其三，很多单位推出了较大型的历史地图集，这些图集或表现专题，或表现地区，或表现断代，多是通过数字技术来表达的，同时也开发了不少数据平台。就是说，历史地理数据积累总体上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

这些数字化成果扩大了历史地理学的辐射力，也密切了历史地理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当然，历史地理学也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数据生产。虽然未来也许有应用遥感、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进行数据提取的可能，但目前数据产出主要还是靠人工，要研究者从史料中去挖掘、考证、分析、判断。不妨说，历史地理学的很多研究就是一个自己生产数据的过程。这样的产出效率偏低，但在很多专题领域似乎很难有更便捷的办法。此外，由于资料密度的差异，所能复原的地理环境在不同时代的精度有较大差异。近现代的复原可以做到很精细；中古以前精度无疑要下降很多。有些问题可能确实无解，而有些可能只是还未想到合理的技术路径，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多学科互动，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接近目标。

（作者：张伟然，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