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民谣在社会上的传播空前繁盛

民谣，也称民歌，是一种在民间流行的、带有民族色彩的歌曲。由于民谣的时间久远，很多歌曲都已不知其作者。两汉之际，民谣在社会上的传播空前繁盛，那时候还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的机构，如汉乐府。乐府初设于秦，汉初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汉武帝时期才被重建，而被大家所熟知的《江南可采莲》、《长歌行》等，均出自汉乐府。

而且，让人意外的是，两汉时期的民谣不仅是被记录在了汉乐府这样的专门管理机构中，就算是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等具有传承作用的历史典籍中也多有记载。民谣发展到东汉时期，朝堂上甚至出现了“举谣言”制度。那么两汉时期的民谣为何会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其在社会上可以广为传播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民谣，作为一种口头诗歌，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时代产物。民谣虽小，但是却可以从中窥见世道与人心，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舆论趋向。也就是说，这小小的民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出当时社会文化的中心思想，而且也是代表着一种民间舆论。而两汉之际的民谣可以得到上位者的高度重视，自然是跟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一、汉朝对于儒家思想的看重，是民谣发迹的基础

汉初，由于连年征战，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刘邦、吕雉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不过，那时朝堂上盛行的是黄老思想，其中心就是无为而治。当然，这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指一个从无为到有为的发展过程，体现在治国上的行为就是以民为本、轻徭薄赋，给民间一个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这种思想的确立，也使汉王朝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滞后期。很多政治措施因为受到无为思想的影响，无法及时得到实施。同时，由于对诸侯的宽容，也给朝堂的独立发展带来了诸多不便。

由于黄老思想明显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所以到了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从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废除了朝堂对于其他学说的利用，开始注重儒家学说，也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了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开始发展。随着窦太后的去世，和儒家学说有着竞争资本的黄老思想也开始退出了政治舞台，儒家学说成了汉朝的正统思想。而儒家思想认为：百姓对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乃国之根本。如《尚书五子之歌》里提到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也就是说，在西汉君主的治理观念之中，歌谣首先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功能。如《毛诗序》中写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由此可以看出，百姓对于国家的认同或者是不认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从民谣中体现出来。其次，民谣具有讽刺或怨怒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本就可以反映民心众议。因此，民谣具有社会舆论得以形成的初步结构，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国家只有高度重视民间百姓的民心民意，做到从百姓的利益出发来治理国家，才可以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所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代统治者普遍认为：重视民谣民歌的发展，就是重视百姓民心的一种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高度重视，才给了民谣发展孕育的空间。

第二、民间对于国事与家事的评价或议论，为民谣的发展构架了文化氛围

《尚书泰誓中》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大意是：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听到的，老百姓责怪抱怨我，我如今必定前住伐商。由此可以看出，上位者对于民间民意的重视。

西汉时期，朝廷对于民意的收集，大概分为这两类方式：第一类，就是一些地方属吏或者是刺史对于民意的收集。第二类，朝廷会不定期派遣风俗特使到地方上去巡游，其使命之一就是“观察风俗”，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收集歌谣等民间舆论。这样的收集方式，就给了民间议论上层社会的机会。比如西汉前期的萧何、曹参等人在任职期间，都能做到以民为本，重视百姓的生活和发展，所以他们就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和表扬，根据《汉书》记载：萧何为法，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而且，民谣的作用不止体现在对于社会上位者的表扬或者是批评，更多的时候，民谣也会表达老百姓对于社会贤达或者是一些文人雅士的看法和议论。如《续汉志》中记载到的：游平卖印自有评，不避贤豪及大姓；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从这些赞美或是评价可以看出，民谣不止是对社会正史发展的监督，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正是由于民谣的多角度性、多层次性，使得社会上有了助力民谣发展的整体氛围。

第三、民居的分布特点为民谣提供了传播环境

如果说国家的鼓励是民谣的发展基础的话，那么民间的自发传播，就为民谣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基础。按照“匠人营国”制度的建造模式，除了皇城以外，居住区分还为“国宅”和“闾里”两个部分。国宅指的是王公贵族以及一些朝廷重臣居住的地方；闾里指的是古代城镇中有围墙的住宅区，也就是一般平民居住的地方。

《通典食货典》在解释“以廛里任国中之地”时曾注解到：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正是因为民居的封闭性和联合性，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十分密切和频繁。如果套用现代知识来解释的话，这就类似一个网站，而网友们会时常在这个网站上发布各种信息。

况且，这闾里虽然是普通百姓的居住区，但是它和上层社会的居住区也是有连接点的，这中间的文化传播并没有被隔断，这就使得民间百姓和达官贵人直接形成了一种互动，上层社会可以及时获知民间百姓对于时事以及社会热门话题的一些看法，而普通百姓也可以得知上层社会的大体发展动向。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居民住宅区的分布特点，为民谣的产生和传播营造了绝佳的环境氛围。

第四、国家制度的认可和扶持

如果说老百姓是民谣发展的载体的话，那么国家的政策就是助力民谣发展的动力。既然民谣被视为了解民意的绝佳方法之一，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把其纳为一种监督政策本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西汉时期，还限于是朝堂对于民谣的收集，然后从中总结得出一些东西，但是因为中间需要中转的途径不少，很多真实的民众意见并不能如实反映到统治者那里，那么这些民谣的采集也就失去了它本身最为重要的作用，只是成了文化发展上的一种反应方式。比如西汉末年反应外戚专权的《五候歌》：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象西白虎。该歌谣的大意指的是外戚王氏五侯的穷奢极欲，明明在民间的传唱度很高，但是为何就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呢？排除皇室对于外戚的放任以外，更为可能的就是有人阻断了民意上传的途径。

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因为自身发家致富的经历总结出：只靠下面官府的收集和总结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光武帝设立了“举谣言”制。根据《后汉书》记载：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也就是说，比起西汉对于民谣的重视来说，东汉的重视更有力度，上位者直接把民谣的监察纳入了国家的法律体系，这和以前只在民间传播的情况比起来，其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统治者的法律条文规定，朝堂只得“广求民瘼，观纳风谣”。

不得不说，这样的制度为朝廷筛选官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比如汉灵帝时的益州刺史郗俭，就因为“在朝烦扰，谣言远闻”而被免官。这么来看，“举谣言”制度的产生，使得民谣的作用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化传播上，更是体现在对于国家发展的政治作用上，它使得民谣的存在和发展得到了整个社会体系的承认和鼓励。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汉时期的民谣之所以会大范围传播，就是因为民谣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文化载体，它可以在更深层次上反应出百姓对于国事发展和一些社会热点的看法。正是因为民谣的这种特殊作用，使得朝堂开始改变对于民谣的看法，从最初的放任发展，到后来的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推动，以及百姓们对其的热衷，都使得两汉时期的民谣在推动社会的发展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两汉时期，民谣在社会上的传播才会空前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