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件再提“涨工资”，什么信号？

涨工资的信号，越来越明确了。

日前，中办、国办联合印发文件提出，推动企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这不是顶层文件首次提及“工资增长”。

今年年初的国常会强调，“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

随后发布的促消费文件提出，更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置于各大政策之首。

不到一年时间，重要文件多次重申“涨工资”，释放了什么信号？

为何反复重申“工资增长”？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增长作为根本支撑，提振消费、刺激内需就无从着手。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今年以来，从上到下的促消费文件，不再简单着眼于发券发补贴，而将“增收”放在于首位。

涨工资之于经济的意义，不只在于消费，更在于重塑预期，从而打破通缩循环。

只要收入能保持增长，每个人都有对于未来的增长预期，消费意愿的提升、生产-消费循环的畅通都不在话下。

在我国，工资性收入占了居民收入的60%左右，是绝大多数人唯一的收入来源。

因此，促进“工资合理增长”，在政策上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先级。

道理很简单，也没有人不想涨工资，但工资显然不是想涨就能涨。

毕竟，收入水平，与大环境息息相关，也与企业经营形势密不可分，但这并意味着政策没有作为空间。

“限高、扩中、提低”，就是当前的政策公约数：

限制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今年以来，多地陆续上调最低工资。

上海从2590元调整到2690元，欠发达的青海从1880元调整到2080元，涨幅达10.6%。

对于中产群体来说，工资增长取决于大环境和行业走势，政策能做的则是稳就业和稳增长。

虽说不少省市出台工资指导线，将工资涨幅定在3-9%，部分地区更是上不封顶。

但指导线，言外之意，只有“指导”意义，没有任何强制性。

值得一提的是，减负也是增收，发放养老金也算是增收。

农民的养老金，中产的生育补贴，幼儿教育纳入免费教育，都可视为实质性意义的“增收”。

因此，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既要着眼于经济发展本身，也要诉诸于增收、减负、发放养老金补贴等组合拳。

稳住股市楼市，不是说说而已。

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收入主要来自两大块，一部分是工资，一部分是财产性收入。

楼市、股市，是最大的财产来源。

房价、股价上涨有着明显的财富效应，居民资产增值，向来都有推升消费的倾向。

关于财产性收入，向来有“中房美股”之说。

我国居民的财产近7成都来自房子，而在欧美家庭资产中，股票、基金等占了半壁江山。

即使从整体来看，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8%，远低于欧美国家15-20%的水平，仍有提升空间。

因此，在工资增长之外，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就成了关键，这也是重要会议多次强调 “稳住股市楼市”的原因所在。

过去我们常说“稳住楼市”，为何股市获得了同等重要的优先级？

过去房价一路狂飙，虽然“六个钱包”的挤出效应不容小觑，但财富效应的存在，客观上促进了消费。

如今，当楼市的财富效应大打折扣，房价波动对于收入的影响逆转，原本就占比不高的股市，自然要形成接力。

不只如此，股市通常被视为经济的晴雨表，与社会预期和公众信心息息相关。

越是关键时刻，越需要一场牛市来扭转预期。

因此，无论出于重塑预期、巩固信心的需要，还是创造更大的财富效应、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做大股市都必不可少。

我国各行各业的工资水平，究竟如何？

就在一周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披露202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

数据显示，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12.4万元，私营单位为6.9万元。

以月简单折算，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月均工资超过1万元，私营单位月均工资约5700元，两者相差近一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体制内，但不全是体制内。

它涵盖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制企业、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等，可视为大企业的集合体。

与之对比，城镇私营单位则以中小企业为主，受外界大环境变化的影响更大。

从行业分布来看，不同行业的平均工资存在较大悬殊，最高与最低的行业相差接近4倍。

单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最高的三大行业分别是信息技术、金融业、科研服务业，最高的达23.9万元。

最低的三大行业则是住宿餐饮业、农林牧渔业、水利环境相关行业，最低的仅有6万元。

同样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平均工资，指的是税前工资，未扣除五险一金，且是平均数，而非与现实体感更接近的中位数。

此外，这里只统计了单位就业人员，大量的个体户、灵活就业人员并未纳入其中。

无论如何，不同行业基本面不同，受大环境的冲击不一，收入形势截然不同。

这意味着，涨工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发力，更需要经济增长作为终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