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为何穷到连军饷都发不起

明朝初期采用卫所制，这是一种利用军屯供给士兵衣食的军事制度，朱元璋曾经十分自豪地宣称，他“不用百姓一粒粟就能养兵百万”。

如果单单从账面上来看，这句话似乎没什么毛病。明朝洪武年间，最巅峰的时候卫所所统辖的军队总数高达270万。这几乎是一个中原王朝所能达到的最大数额。

与之相比，明朝末年的崇祯帝就显得有些“无能”了，在关外满清入侵，中原李自成、张献忠民变迭起的危急关头，竟然常年无饷可发。

但客观来讲，这种对比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

洪武年间所采用的卫所制是南北朝世兵制的变种，其本质上是一种兵农一体的非职业兵。而崇祯时期，卫所制早已糜烂不堪，国家为了保障战争的胜利，不得不以更加职业化“营兵”来代替。

在这一阶段，原本被朱元璋视为国之干戚的卫所兵，几乎全部沦为贫农，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与其说是士兵，不如说是被军队圈养的底层佃农。

拿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兵制作对比，实在是对崇祯有些不公平。

当然，明朝中前期的卫所兵，其实远没有那么不堪。

众所周知，出身寒微的朱元璋，是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最终统一的中国。可以说，他的军队是元末战争中淬炼出的一支百战之师。这样的一支军队，不仅士气高昂，而且数量极为庞大。

《明史》记载，洪武初年明朝“置卫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明初一卫的兵力大约在五千左右，照此计算，此时明朝所拥有的军队总数就高达二百多万。

洪武年间的明朝并不完全太平，尤其是北方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依旧存在，但与战乱年代相比，二百多万的军队总数毕竟有些过于夸张了，于是如何安置这支军队，就成了朱元璋等人最为头痛的事。

可以想象，这种“幸福”的烦恼一定曾经困扰朱元璋许久，经历残酷战争的洗礼后，这些军队不能直接遣散回乡，否则没有了谋生手段的他们，必然成为明朝底层社会最大的隐患。

于是，半兵半农的卫所制成了朱元璋的首选。

一来，这种利用军屯自给自足的屯兵方法，可以尽量减少朝廷供给军队的负担;

二来，战时为兵、平时为农的卫所兵，也可以确保明初拥有一支可以随时调配的精锐部队。

不过，问题和矛盾，并没有因为卫所制的出现而得到解决，无论如何，军队都需要军饷来供应士兵的日常消费和训练所需，即使这笔支出并不来自于国家的财政拨款，也不意味着它会凭空消失。

卫所制也是同理，为了能够让这支军队能够自给自足，朱元璋给全国各地的卫所分配了充足的土地。对刚刚经历元末战乱的明朝而言，在人口流失的前提下，土地其实并不是问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国力在逐渐恢复，而人口更是因为安定的社会环境而迎来“爆发性”的增长。

到了明朝中期，土地问题就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百姓需要土地来维持生计，勋贵和宗室也需要土地来供给自己奢靡的生活，卫所下辖的军屯土地，开始成为了各方肆意掠夺的对象。

在这一阶段，不仅勋贵和宗室通过各种手段对卫所土地巧取豪夺，就连地方官员们，为了增加自己治下地方的农业收入，也会与卫所发生冲突。

于是，军户们的生存状况越来越差，他们能够用来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所需承担的赋税(没错，他们也需要向卫所缴纳赋税)却不减反增，于是逃户现象越来越多。

在南方，一些地区的卫所军户们几乎逃亡殆尽。而即使是剩下的，也都已经是无力逃离的“老弱病残”。可以想象，这样一支所谓的军队，如何能守护明朝的疆域?

这也是明朝后期以募兵制为核心的“营兵制”，开始大行其道的原因。国家无法通过军户来补充军力，于是不得不采用更高昂的价格来征募士兵。而这，又进一步恶化了明朝的财政问题。

可以说，崇祯时期的“无饷可发”，与洪武朝“养兵百万而不费百姓一粒粟”本就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将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其实是对崇祯过分苛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