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与三苏的产生（中）

本文转自：华西都市报

眉山丹棱巽岩书屋遗址。眉山市党史和地方志编纂中心供图

眉山印刷木刻版。王国荣摄

□潘殊闲

宋代的教育机构，官办的有府学、州县学，民办的有私学及书院等。据宋赵与时《宾退录》卷1载:“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所谓“山学”，就是私学。在当时相当发达，生员不少。

宋代眉山兴盛的教育科举

对三苏的影响

据胡昭曦《四川书院史》统计，宋代四川各地建有书院29所，其中眉州有5所，包括东馆书院:在眉州城西75里东馆镇(今眉山市东坡区三苏镇)，宋绍兴间建(明·曹学佺《蜀中广记》)。云庄书院:在眉州城南，眉州人史少弼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建(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北园书院:在眉州北郊，是曾知眉州的李埴于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以前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巽岩书院:在眉州丹棱县治北15里，“宋绍兴间建”(《大清一统志》)。栅头书院:在眉州丹棱县治南40里栅头镇，“宋绍兴间县令冯时行建”(《大清一统志》)。

其实，这是不完全统计，且都在三苏之后所建。在三苏时代，眉山的教育机构已相当发达，仅以三苏成长过程中有关文献所载，就有天庆观北极院，苏轼就学时，有童子几百人(苏轼《众妙堂记》)，苏轼对自己的这段求学经历颇多美好回忆，如:“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苏轼《东坡志林》)

还有寿昌院等。《爱日斋丛抄》卷4载:“眉山刘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寿昌院，从游至百人。苏明允命东坡兄弟师之……坡兄弟应制科，微之赠诗有曰:‘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别无他祝，只愿双封万户侯。’自是三苏名著天下。”一个天庆观北极院，就有童子几百人，而一个寿昌院，从游者又有百人，由是观之，眉山之城，学习风气堪称浓厚。

这种盛况，在苏轼的《谢范舍人书》一文中已有描述：西蜀在仁宗时代“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又说，“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释耒耜而执笔砚”，这是文化隆胜，尚读书的形象表述;而一年“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亦可以看到眉山人读书仕进的高比例。换言之，读书改变人生命运已成为眉山人的坚定信念。

读书文化在眉山蔚然成风。诚如宋祝穆《方舆胜览·眉州》在“事要”中引张刚《通义儒荣图序》所云：“后世以蜀学比齐鲁，而蜀之学者亦独盛于通义[注：通义为眉州治所。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改通义县为眉山县]。政和御笔：‘西蜀惟眉州学者最多。’”又引《修谯楼记》：“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方舆胜览》引任熙明《教授题名记》云：“蜀为西南巨屏，由汉以来，号为多士，莫盛于眉、益二邦，而嘉定次之。”

“其民以诗书为业”，道出了宋代眉山人才辈出的“秘笈”。苏辙在《张恕寺丞益斋》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家亦多书，早岁尝窃叩。晨耕挂牛角，夜烛借邻牖。经年谢宾客，饥坐失昏昼。堆胸稍蟠屈，落笔逢左右。乐如听钧天，醉剧饮醇酎。”家乡蔚然成风的读书记忆，带给苏辙永远的“享受”。

正因为有大量的读书人做基础，故“拔尖”人才便呼之欲出。这是小小的郡城眉州敢于比肩甚至赶超通都大邑成都的“诀窍”之一。

办书院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而读书求学的人大都要参加科试，科举之盛，又成为眉山教育中的一大亮点。晁公遡在《今岁试士竟置酒起文堂延主司且作诗送之》中写道:“吾州俗近古，他邦那得如。饮食犹俎豆，佣贩皆诗书。今年属宾兴，诏下喧里闾。白袍五千人，崛起塞路衢。入门坐试席，正冠曳长裾。谈经慕康成，对策拟仲舒。吟诗必二《雅》，作赋规《三都》。”

一州四县有五千人应试，教育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民国《眉山县志·选举志》，对两宋眉州登科进士作过统计，云:“眉州科第莫盛于宋。考旧志及雁塔碑所载，南北两朝中甲乙科者八百八十人。”这还不包括进士甲乙科以下，以及明经诸科等类。一个不起眼的小州在300年间有如此多的士子登科折桂，实在是了不起。

“佣贩皆诗书”，或许道出了其中的一些玄机。这句诗至少可作三解：一是指全州书商书贩多，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书的需求多，销售市场大，当地读书蔚然成风，读书人蔚为大观。二是眉山是全国的出版发行中心，书商书贩遍布全城，眉山的书籍市场异常火爆，已俨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中心城市。三是如佣贩这样卑不足道的市井之人，也是诗书的爱好者，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全州人爱好学习，已然形成一种学习的风气和氛围。

的确，西蜀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人谓之“天府”。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加之特有的盆地地形，蜀人与外界联系不易，对外界的了解也较少，故多自足感。自文翁化蜀以来，蜀地教育日盛，“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但蜀人读书并不急于求官，而更多的是志在道德文化修养。

宋初的眉州，还发展出一种慕古求实的学风。眉州士人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对外面盛行的片面追求形式、轻薄浮艳的“时文”颇不以为然。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说:“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这说明，宋时眉山，是一个诗书礼仪之邦，民风崇古醇厚，文明诚信，遵纪守法，这些乡风民俗对三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三苏能够不苟于世俗，凛然而立，卓尔特行，令万世景仰，家乡的风俗熏陶与文化教育对其影响不可忽视。

宋代眉山发达的出版业

对三苏成长的催化

由于眉州及西蜀教育发达，读书人多，因此，对书籍需求量大，这是眉山成为宋代著名三大刻书中心的重要原因。南宋初，晁公遡在《眉州州学藏书记》中说：“郡之富于文，不独诸生之言辞为然，盖文籍于是乎出，至布于其部，而溢于四方。”“布于其部，而溢于四方”，形象地描绘了眉山书籍出版传播之丰富和广远。而前面所引“佣贩皆诗书”亦可佐证眉山出版传播业的昌盛。

读书人多，刻书贩书人多，藏书人(楼)也多。宋代眉山著名的藏书楼有孙氏书楼。孙氏书楼初建于唐开成间，中有兴替，宋代并建有山学。由唐迄宋，书楼延续了数百年，人号“书楼孙家”(宋·曾巩《隆平记》)，对传播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魏了翁有《眉山孙氏书楼记》，详细记载了书楼的沿革发展历史。宋祁守成都时，曾作《寄题眉州孙氏书楼》:“鲁简多年屋壁藏，始营翚棘瞰堂皇。髹厨四匝香防蠹，镂椠千题缥制囊。定与乡人评月旦，何妨婢子诵灵光。良辰更此邀请赏，庭树交阴隽味长。”

出版传播业的兴盛，对士人是一种良性的诱导，书香满城，书香醉人。在这样的诗书之城，文化的普及已走在全国前列，而置身其中的莘莘学子，孕育大师，孵化名人，可以说已是水到渠成。

事实上，眉山苏氏家族也多得益于本地发达的出版传播业。如前所引，苏辙就曾说“我家亦多书”，苏轼也说他们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看来，苏家确实多书。这大约有以下数端值得总结：

第一，苏家爱书。没有对书的钟爱，是不会着意收集收藏图书的；第二，眉山作为出版传播中心，图书的购买相当容易，客观上给藏书提供了便捷；第三，作为出版传播中心，眉山版的图书对眉山本地的消费者来说，少了不少运输等成本，购买相对便宜，这对并不富裕的苏家来说，满足其对文化的爱好较为容易，也可花小钱办大事，藏书成本得以大大降低。

正是由于眉山便捷便利的图书出版、传播、销售环境，使三苏在家乡能从容地徜徉在书海的世界。不仅如此，苏轼、苏辙从小还亲炙于父亲的教诲。苏洵曾潜心攻读经史百家之书，并亲自辑校数千卷书作为教材教育二子。倘若没有眉山成熟发达的图书市场，对于并不富裕的苏氏家族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三苏的成长道路上，眉山发达的出版传播业起到了很好的催化作用。

文图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