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儒家、墨家、法家面临怎样的形势？

在历经秦火和战乱之后，诸子之学皆不复当日之盛况，就连被称之为显学的儒墨也逐渐势衰。后随着汉朝政府的逐渐稳定，经济的恢复，加之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黄老学成为了统治思想，使得社会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野蛮的恢复着、生长着。

惠帝四年，西汉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秦始皇焚书之时所颁布的《挟书令》，解除了书籍的管控，也让读书人放下了思想的顾忌，使得先秦典籍纷纷现世，并迅速流传，诸子之学重新被人重视、讨论和引用，儒家和墨家学说也随之再一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央，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

在西汉思想发展的浪潮之中，百家之学皆有所发展，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儒家思想。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战国时期成为了当时之显学，随着儒家与各学派的吸收与整合，最终在战国末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分为八，皆自谓真儒。

至秦朝虽历经了焚书坑儒之祸，遭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并未灭绝。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说过：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信息，第一个，太史公在秦皇焚书坑儒之后仍用的是“缺”，而非“绝”或“灭”，此虽一字之差情况却大为不同；

第二个，虽有焚书坑儒之厄，但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不法术士，鲁国诸儒似并未受到过大的打击，儒家学者依旧活跃，关注着天下大势并积极的投身其中。

此外，儒家从孔子时期的建立一直发展到汉中期，这一路上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虽然我们经常看到儒家学者批判别家之思想，

但正是在这种批判中积极的吸收其他诸子思想中的精华之处，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加完整，更具影响力和传播力

。

西汉初年，叔孙通就曾讥讽那些恪守儒家教条不懂变化的儒生“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后叔孙通采古礼结合秦仪糅合成新的相对简略却又不失威严的礼仪，别的儒生也十分认同称赞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也这并非是个例，贾谊亦非是纯儒，他的思想更为复杂，糅合了道家、墨家、法家、阴阳等学说。这种现象一直到汉武之时的公孙弘和董仲舒身上都是如此，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儒家的思想体系愈发完整，适用性也越来越强，影响力也逐渐恢复。

至武帝之时，儒家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吸收改造，在原始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填充了诸多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多产生于其他诸子学派之思想。这时的儒学在汲取了其他学派思想之后依然极具吸收性和包容性。

虽然儒家时常对于新鲜事物本能的自带抵触心理，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别的思想进行引入吸收，这可能就是儒家所说的用其言不用其名的态度，此无疑更适合当时之社会政治的发展，至此儒家大兴。

在儒家思想兴盛发展的同时，墨家思想也因其多样的发展形式扩大了影响力和传播力。

墨家在战国末期经历巨变，一分为为三，不复当年显学之辉煌，当然这并非是一家之态，诸子之学都呈衰势。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诸子典籍再次出现，学者也不再满足于一家之学，涉猎百家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如主父偃便是先学“学长短从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

墨家弟子在这个时候便已经开始了他的多样性发展。墨子当年将弟子分为三类，谈辩、说书、从事，同时这三类人也可分为说辩和尚侠两类，谭嗣同在其《仁学·自序》亦有言“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

另一派“格致”，即是他所说的“学”。正是这两类弟子为墨家在汉朝的发展提供了多样性。说辩类弟子是因时代的变化，发展而成。

说书和谈辩本就界限模糊，他们又都注重文化学习，皆研究传承墨家经典，并以游说他人为要务，其存在着本质的共通性。所以我将他们合称为“说辩类弟子”。

汉惠帝之后，诸子典籍多现世，诸子思想也随之复兴，其时常有一人学多家之言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墨家说辩类弟子将墨家之思想广为传播，使得墨家思想被诸多学派所吸收，其中最为明显者便是儒家学者对墨家思想“援墨入儒”式的吸收。

尚侠类弟子是对墨家学派中的从事类弟子和崇尚侠义精神人的合称，他们同样也为墨家发展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他们走入平民小生产者之中，传播墨家的思想理念，实现自身的理想，最终得到了平民的认可。原因是这种行为本就与墨家的“兼爱”观念相合，同时墨家的思想也更符合平民小生产者的价值观。

在封建社会大多数的平民小生产者是很难实现“学而优则仕”的，他们心中更加认可“赖力而生”的生存信念，他们多为了生计而奔波，更习惯于“兼爱”式的抱团取暖，也更渴望均贫富，而墨家的价值模式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其中的一些观念逐渐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价值体系之中。

秦汉社会中的游侠义士也多是受此影响，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墨家之别派也是未尝可知的。康有为有言“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

加之秦汉之时，人多以儒墨、儒侠来并称，此事不仅证明侠是墨之别派，也足可说明墨家学说在秦汉社会仍然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儒墨两家思想复兴发展的同时，法家学说在西汉社会再次迸发出了勃勃生机。

秦朝自商鞅变法之后便一直沿用法家之思想体系，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最终一统天下。但随着天下一统，秦王朝依然实行严政酷法，不恤于民，最终二世而亡。

秦王朝的暴政和秦末的混乱让汉初的学者记忆犹新，并将这一切的罪责归咎于法家。

然而在统治者有意的纵容下和黄老无为的政策下，汉初的几十年中，法家思想虽然时常受人批判，但却改头换面以刑名治国之学示人，并得以广泛流传，且参与到了汉朝的政治之中，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是韩安国、晁错、张汤等人。

故可言在汉朝，从建立之初，法家思想不仅未被禁绝，反而得以流传，且在广大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之中拥有广大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在西汉这场思想发展的大潮中，其他的诸子学家如名、道、农、杂、纵横、阴阳五行等思想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传播。

加之当时的学者已有一部分并非主专注于一家之言，更多的是对多家思想的涉猎和吸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单单是功名利禄和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更多的是各家学派随着发展发现了各自本身的缺陷，为加强思想的实用价值和传播性，遂开始兼收并蓄多元化发展，门派界限逐渐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