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扬之变看南宋高宗的错误选择

1127年，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位于今河南省）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

同年，宋高宗赵构定下巡幸东南之计。

宰相李纲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行幸所至，即为边面”，但宋高宗并未听从李纲建议。建炎元年十月，南宋行在移至扬州。面对金军南下的威胁，南宋朝臣请宋高宗渡江驻跸金陵的声音日益高涨，宋廷出现了在扬州还是在金陵防江的争议。

扬州还是金陵，这是一个问题

江淮濒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引用）

扬州位于长江北岸，为淮南东路首府，且距东海不远，地理和军事地位虽然较为重要，但由于扬州离淮河南岸较远，亦不直接濒海，加之位于长江北岸，控淮、控海、控江都有一定难度。所以说，扬州还远达不到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程度。

因此，宋廷中的一部分官员对高宗驻跸扬州提出异议，认为既然避敌东南，便应选择形势更为险要的地方进行守御，金陵显然是更优之选。

早在建炎元年七月，卫尉少卿卫肤敏就上疏高宗请求驻跸金陵，他认为“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为东南要会之地”，地势险峻；天险前据大江，“夫骑兵金之长技而不习水战”，正好可以利用水军阻遏金军；金陵作为江南东路首府，“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军事物资等问题也好解决。建炎元年九月，中书舍人刘观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今两河为金所躏，独有渡江而南，驻跸金陵，而别诏老将总六师据长江以自卫，徐观金人所向，然后设奇出伏以攻其南北，使金兵不专则其势易乘，而吾可以得志。”

建炎二年八月，尚书吏部侍郎魏宪直接指出扬州驻跸的不利，他认为“维扬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险而为都者”，金军的骑兵从京西四五天之内便可到达扬州，若不进行防备，将有很大危险，移跸金陵便可进行更有效的防御。

面对连续不断的“渡江防御，驻跸金陵”的建议，宋高宗在“维扬之变”发生前始终未离开扬州。

建炎二年十二月，金军南下之声络绎不绝，户部尚书叶梦得再次请求宋高宗过江，“阻江为险，以备不虞”。但宋高宗却表示：“自扬州至瓜洲五十里，闻警而动未晚。”

后来的“维扬之变”证明，宋高宗的想法实在是很傻很天真，在金军骑兵迅猛冲击之下，他根本没有机会从容渡江，只有仓皇逃窜而已。

错误选择，原因何在

那么，面对众大臣的反对和金军的威胁，宋高宗为何要坚持驻跸扬州呢？

首先，宰相汪伯言、黄潜善缺乏远略。

汪、黄二人都是在李纲被罢后被任命为宰相的，深受高宗信任。在渡江争议上，二人持反对意见，对于组织防御颇不关心。

建炎二年，北京大名府失陷后，有消息金军即将南下追击高宗，但汪、黄认为不足为信，依旧晏然作乐。

同时，作为宰相汪、黄二人没有组织有效的情报工作，从而导致“斥堠不明，所报皆道听涂取之辞。”

这就使得高宗难以掌握金军的动作，低估了金军南下的速度，错误认为地处东南的扬州暂时是安全之地。

其次，抗战派的反对及怕失去中原人心。

李纲坚决反对宋高宗南逃，同为抗战派领袖的宗泽亦数次上疏反对。

建炎二年三月，时任东京留守宗泽上疏曰：“臣得范琼书……水军奉圣旨，令于仪真驻扎，教习水战，控扼上流……殊不知此一传，则四方惊愕，必以为中原不守，遂为江宁控扼之计。如是，则何以绥定四海之听乎？”

由此可见，宗泽极力反对高渡江而南，认为若“驻跸金陵，措置江防”是一种放弃中原，失天下人心的举措，甚至要求停止措置水军、战船，回都开封。

面对抗战派激烈的反对，宋高宗也不敢轻易渡江。

建炎三年正月，起居郎、兼权直学士院张守曾言：“我若渡江，而宿重兵于昇、润，敌亦未能速侵？然去中原益远，而民心易摇动，又行在兵多西人，不乐南去，或生意外之事。”

张守认为渡江防守江南便离中原更远，容易造成中原人民的动摇。同时，行在护卫的军队多为来自西北，不愿远离家乡南下，若渡江而南，很可能发生意外。

维扬之变，终结苦果

基于上述原因，宋高宗选择扬州作为驻跸之地。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大错特错，维扬之变发生后，他最终还是灰头土脸地南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