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中国与印度洋的不解之缘

本文转自：西安日报

《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作者：杨斌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9月

■赵昱华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广为人知，郑和所下的“西洋”，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度洋。自从“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就与印度洋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中国是有机会成为海域的主人的，可是，中国为什么错失了这个机会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打开了杨斌所著的《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书中从“船、物、事、人”四个角度出发，讲述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洋的不解之缘。

古代中国长期被视作一个内陆农业帝国，但中国与广袤的印度洋的联系，早在汉晋就已产生，此时，推动中国人前往这片危险海域的动力，是当地出产的奇珍异宝，石崇斗富所用的珊瑚树，就很可能来自斯里兰卡。

到了唐朝，信仰取代了现实的利益，促使无数求法僧向西跨越海洋，尽管这常常会成为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书中有表格，清楚列出了有据可考远赴印度的十七名僧人，其中明确顺利返回故土的，仅有两人。信仰的力量驱使这些僧人跨过大洋，也无意间搭起了中国古代与印度，乃至与西亚各国的沟通渠道。我们熟知的唐玄奘，就曾有过航海前往斯里兰卡的想法，可惜未能成行。

较之于开拓进取的唐朝，宋朝在军事上无疑是保守的，但是，就海上贸易而言，宋朝比唐朝更加繁荣。作者杨斌从考古证据出发，通过对“南海一号”和“泉州一号”的考古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唐代中国对于海洋文化采取的是被动接受的态度，而宋代的中国主动打开大门，向着海洋积极进发。这两艘来自南宋的沉船，成为跨越千年的时空胶囊，被打捞出的瓷器金铁，充分证明了彼时的中国商人，不仅发挥想象力，而且用实际的行动实现着他们对遥远海域的向往。或许，宋朝向海上的进取，起初源自其在陆上的生存空间受军事强权的挤压，但是，这份压力反而让宋朝因此而繁荣，而海洋，也成了大宋最后的疆域。

元朝虽然短暂，却因为有着和伊利汗国联系的需要，大量官方外交船队继续开辟着印度洋的航道，其身后跟随的，是大量的贸易商队。航海技术的进步，稳定航线的发现，私人贸易的发展……无不代表着中国对印度洋的开拓正蒸蒸日上。元朝较之于宋朝，是既延续又变革的——其延续的点，自然是私人贸易的繁盛；而变革的点则在于，对于这片海域的主导力量，从私人的商贩转为了官方的外交团队。

可以说，无论是唐宋之间，还是宋元之间，古代中国的航海事业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唐宋之间的变革，是古代中国对于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海域，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踏足；而宋元之间的变革，则在于官方背景的介入。如果把这部分历史作为整体来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古代中国对印度洋的兴趣是与日俱增的，而这份兴趣的来源，正是这片海域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利益。这份兴趣最终在明永乐帝时期达到了顶峰：郑和七下西洋，曾在印度尼西亚设立旧港宣慰司，一度将这一片优良的深水港纳入版图。

可惜，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对印度洋开拓的高峰期，却也成了绝唱。在此之前，古代中国对于印度洋的开拓，总能让其取得现实的利益，满足贸易和外交的需要；但郑和下西洋却是以举国之力宣威万国，是以政治操弄贸易，产出远低于投入，反而促成了严格的海禁，终结了数百年来与印度洋世界的往来。旧港宣慰司这一明朝在印度洋上的据点和中转站，也最终在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时期被放弃。元朝以外交促进商业，明朝却以政治掌控贸易，最终政消商亡，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就这样，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伴行千年，终究分道扬镳。《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一窥古代中国和海洋关系的大门，将古代的中国置于世界的海洋之中，读完此书，也算是完成了一场在书中进行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