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贸易：见证文明互动交融

本文转自：学习时报

黄冬秀 李大伟

自古以来，无数商人为了通商不畏艰险奔波于印度洋各地，印度洋逐渐成为一条贸易坦途。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贸易交往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大量中国与异域商人沟通了中国与印度洋诸地交往，共塑了印度洋诸地文明友好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历史场景。

（一）

历史上中国很早就重视与印度洋诸地国家交往。汉代，汉使就曾航行至印度等地，印度等地商人亦曾常向汉朝贡献各类奇珍异宝。东南亚诸地与中国贸易联系更为密切，如掸国（今缅甸）等国商人常来中国贸易、献贡。来自罗马帝国的商人使节甚至也经印度洋入华贸易，显示中国与印度洋诸地贸易联系范围之广。

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洋诸地的贸易交往更加紧密。隋炀帝继位不久，为志求珍异便派遣常骏等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附近）。唐代印度洋交通较前为盛，尤其在安史之乱之后海路交通取代陆路交通，成为中国与异域交往的主要通道。唐代非常重视海外贸易，于显庆六年（661年）颁布《定夷舶市物例敕》以管理海外贸易；玄宗年间，印度洋海外诸国来华通商者甚多，其中云集在广州的印度、波斯与马来亚等地的海舶不计其数，物资积载如山，唐廷在广州专设“市舶使”以监管贸易、征收关税，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日渐重视与规范。

宋元时期，中国海外贸易进入高峰时期，海外贸易所获资财已成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中原王朝对印度洋贸易极为重视，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地置市舶司，制定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专管海上贸易，举行祈风、祭海等仪式欢迎异域蕃商来华贸易，积极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此时，大量中国商人积极进入印度洋各地经营贸易，贸易范围与规模较之前代不断扩大，中国海舶经常航行至红海、波斯湾、东非等遥远的印度洋西部海域。

明代初期积极遣使海外，大力推动海外贸易，通过海路同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乃至非洲等地区国家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古代印度洋贸易体系。明成祖时，多次派遣使前往海外拓展海上贸易，并开启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壮举，有力促进古代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海上贸易往来。

直到近代以来，西方诸国在印度洋地区的经略使得古代传统贸易体系逐渐消解，被西方殖民贸易与垄断贸易所取代，传统的古代印度洋贸易让位于西方的全球性贸易。

（二）

古代中国在印度洋长途贸易中最为重要的贸易对象为波斯与阿拉伯地区。3世纪萨珊波斯取代安息，成为波斯湾地区的新主人。波斯人扼守横贯其境的海路与陆路交通，通过垄断过境的贸易物资牟取高额利润，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导群体。7世纪之后则以阿拉伯帝国为主，阿拉伯商人足迹几乎遍布印度洋各地，贩卖珍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安息香等阿拉伯特产。

早在唐代，阿拉伯商人就来到广州经营贸易。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至印度、中国贸易，记载了从波斯湾通往中国的海路，整个航程总计历时4个多月，即可在西南季风期间完成从波斯湾到中国的航行。10世纪初，阿拉伯著名史地学家马苏第周游各地，先后到达东非、印度、锡兰、爪哇，乃至中国沿海等地，并著《黄金草原》一书。马苏第在书中亦记载了从波斯湾通中国的海路，同时提及中国船只直航至阿曼、西拉夫、巴士拉等阿拉伯帝国等地。唐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亦早已记载了从广州通往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与苏莱曼、马苏第所记从波斯湾通中国海道相同，宋人周去非、赵汝适分别在《岭外代答》、《诸蕃志》中对此海路亦有所记载。宋元时期，随着中国造船技术的提高及指南针的使用，中国海舶远洋航行能力迅速提高，大量中国海舶驶往阿拉伯地区贸易。元代阿拉伯人史地学家阿布肥达在《地理志》中就提到中国的海舶经常停驻在阿曼等地。

印度与东南亚等地也是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重要贸易对象。中国与印度交往历史悠久。汉时，中国船只便可至印度西海岸地区。宋元时期，中国与印度贸易交往颇为频繁。印度马拉巴地区（西海岸）等地商人满载当地及从阿拉伯等地贾贩而来的贸易物资，经东南亚，即可到达广州、泉州等地。元代著名旅行家与商人马可·波罗就曾提到来泉州贸易商船的数量以印度马拉巴之地为多，印度商舶所载宝石珍珠数目之多令人惊叹。此时，中国商人亦多前往印度贸易。元代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就曾提到印度西海岸等地有大量定居的中国商人。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地贸易联系也非常密切。唐代之前，中国商人经常从马来亚人手中获得印度洋各地物资。宋元时期，大量中国商人进入印度、东南亚等地经营贸易，中国巨大的海舶取代其他商船成为东印度地区商人主要的海路交通工具。此时，中国商人源源不断地涌入东南亚各地经营贸易，如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渤尼、菲律宾等地。宋元时期，在东南亚正南诸国之中，以三佛齐为都会；东南诸国中，以阇婆为都会。另外，渤尼因其物产及交通便利也成为贸易商人多往之地，因此彼时广州、泉州等地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多集中于这三个地区。

（三）

在悠久的印度洋贸易历史中，印度洋各地无数商旅搭乘着海舶游走在中国与沿线各地之间，沟通了印度洋诸地的商贸往来，共同谱写了古代海上贸易交往的壮丽场景。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贸易交往中，许多贸易商旅的经典故事以及历史记载流传至今，成为古代印度洋文明交往的历史见证。

其中一些商人不仅经印度洋入华贸易，而且据其亲身见闻记载了当时中国与印度洋的贸易状况，如苏莱曼曾入华贸易并著《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唐代经波斯湾等地入华贸易的盛况；马可·波罗亦据其入华贸易经历详细，记载了彼时印度洋贸易以及中国的情况。

同时，古代众多中外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博物学者根据印度洋商旅的贸易信息与见闻，详备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交往与贸易状况，印度洋沿线各地地理、风俗、奇闻异事等。诸如9世纪阿拉伯史地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阿布肥达《地理志》以及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等等，不胜枚举。

无论是商人的亲历记载，还是中外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与博物学者间接所获的相关信息，这些知识遗存为了解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诸地交往，以及印度洋文明交往、交流与交融，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因此，除了贸易物资流通之外，古代中国与印度洋的贸易交往历史还为我们留下了见证人类文明互动交往的文化遗产，丰富了文明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内涵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