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枚青铜币背面的历史兴衰

本文转自：西安日报

《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作者：刘三解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9月

■赵昱华

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历史兴衰，乃至于决定国运？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历史学家刘三解长期关注秦汉制度史、财政史研究，新作《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借助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及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物，以及钱币学研究、统计的成果，追索自殷周直至汉武帝时期货币政策与国运变迁的关系，挖掘早期帝制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逻辑和思维范式。

青铜铸币并非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财富象征，在殷商时期，由于原始宗教的信仰，海贝就被赋予了价值的概念，我们今日所说的“货币”一词就源自商代帝王赏赐臣属的“货贝”，直到商朝灭亡的数百年后，战国时期诸多国家已经开始使用青铜货币，但其形制仍保留了贝壳的样子。那么，为什么是青铜取代了海贝，成为早期中国流传最广的通行货币呢？

在青铜取代贝币成为价值共识品的过程中，周王朝对殷商的文化征服起了重要作用。周人遏制了殷商遗民的商业传统，也遏制了货贝在商业中的通行，通过强制推行农耕的生产方式以及对南方铜锡矿石的垄断，西周在其早期就贯彻了“强干而弱枝”、维护周王朝中央权威的长期战略目标，也把青铜推上了作为价值衡量物的地位。这是西周成为天下共主的原因之一。

周人因货币政策而兴起，秦人却因为货币政策而灭亡。考古研究表明，秦国青铜币的规定面额远超实际价值，换而言之，秦朝采用的青铜币实质上是一种信用货币，而其信用的保障，就是强大的暴力机构。秦国统治者对于市面上通行的劣币心知肚明，但解决方案极其简单粗暴，书中给出了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位名为“尊”的秦国女子因为拒收这种劣质铜币而被处死，尸体被公开示众。可以看出，秦稳定货币价值的手段并非通过货币的标准化或是维护市场，而是采取暴力的手段，通过严刑峻法来人为指定货币的价值。秦国通过控制货币的流通，全面控制了秦国的内部经济。

作者继而指出，秦国货币的本质是中央政府对秦国管辖范围内的臣民的债务凭证，秦国通过将财富置换成为国债，以利己主义为驱使，通过“公共财政”和“刑徒经济”促使秦国国民与秦王室的利益相捆绑，形成了一个秦内部利益共同体。秦国在战国时期得以强盛，最终统一六国，这是原因之一。但是，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在天下统一的大好局面中，为何不过短短十几年间就崩塌殆尽了呢？

原先的秦国国家负债体系建立在对金银珠玉的严格管控下，金银为秦王室所独占垄断，然而，在对六国完成了大规模的征服之后，这一政府主导型的货币政策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征服的“新地”，纺织业生产力本就高于关内的“旧地”，大量的布料涌入关内旧地，使得一场源自布料和铜币之间汇率的危机暴发了，物价水涨船高，秦朝进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状态。

秦二世的货币改革给本就摇摇欲坠的秦朝经济踹了一脚，通过行政手段，大量旧币被废除，背后的债务也一笔勾销，但恶性的通货膨胀却从未停止。以至于短短二十年之间，粮价飙升了三百多倍，这样的物价下，陈胜吴广的一声号令，就足以让无数不想被饿死的百姓斩木为兵了。秦国青铜币的实际价值不到“半枚”，导致民怨沸腾，最终断送了大秦江山。

秦国的货币政策，让其从乱世之中夺得了天下，却又让其在短短十余年间重回了乱世，其背后的推动力，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源自商品流通所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其根本原因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匹配，六国旧民的胜利，是生产力的胜利，他们在战场上失败了，却在纺织机上赢了回来。

该书美中不足的一点，对于经济的分析大多从商品流通的角度出发，却缺少对于生产力的关注，诸如青铜币取代“货贝”过程中，冶金业发展的作用并没有得到重视。不过，该书创造性地以货币为钥匙，将政治、经济、商业、财政、货币等融为一体，为一窥古典中国的经济史打开了门扉。以史为鉴，这半枚青铜币上所记录的兴衰风雨，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