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乾隆、光绪《大清一统志》石刻遗迹

在三亚市闻名遐迩的天涯海角风景区，有“天涯”“海角”“南天一柱”等为游客所熟知的摩崖石刻，但有一块不太出名、不太引人注目的“海判南天”石刻，却是景区摩崖石刻群中年代最为久远的。

现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天文学史专委会会员的宋爱军先生通过多年考证，发表论文，揭示了它的出现与清代初期的一次地理大测绘息息相关。

在国家4A级风景名胜三亚“天涯海角”，有一处鲜为人知的石刻遗迹——“海判南天”，不但与“天涯”“海角”等石刻明显不同，具有人工剖凿的痕迹，而且每年冬至正午12时，其南面的剖石斜面与太阳的角度完全吻合。

“海判南天”石刻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来由呢？

“海判南天”石刻上有人工剖凿痕迹。

史料和方志中的记载

“海判南天石刻：在下马岭海滨巨石上，字大三尺许，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钦差苗曹汤巡边至此，镌。”晚清光绪《崖州志》中的这段记载，后人曾将其中的“苗曹汤”标点为一个人。

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清朝绘制的舆图中，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五十八年（1719年）组织西洋人测绘了中国第一张有经纬度的《皇舆全览图》。在乾隆时期绘制的《乾隆十三排图》上，在海南岛的南端标识了“下马岭”，这里正是天涯海角“海判南天”摩崖石刻所在的位置，恰好在康熙《皇舆全览图》测绘的时间范围内。会不会是那次测绘留下的遗迹？

在现存康熙朱批奏折和兵部咨文等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找到苗受、绰尔代、西洋人汤尚贤三人奉命前往江西、广东、广西等地进行地理测绘的史实。乾隆二十年成书的《崖州志》中，有这样的记载：“京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儋州。”附注：“大人至州东下马岭海边刻‘海判南天’四大字于石。”

对照宫廷档案和地方志书，可知“苗曹汤”分别是钦天监五官正苗寿、理藩院郎中朝尔代和西洋人汤尚贤三个人的姓。

苗寿（又称苗受）和绰尔代（也写作朝尔代）是满族人，他们的名字在史料中由于发音问题和记录出入，因此出现不同写法，其中绰尔代的汉姓在方志中还被记作“曹”。

在今北京行政学院内的滕公栅栏墓地有汤尚贤的墓碑。汤尚贤（PierreVincentdeTartre，1669年—1721年）生于法国洛林，1701年来华，1712年偕葡萄牙人麦大成测绘山西、陕西两省地图，继而测绘江西、两广地图。他在致其父亲的信中曾说：“从我到达电白之日起，必须扮成中国人的模样……我的中国名字叫‘汤尚贤’。为了适应这个帝国的风俗习惯，我们必须从头到脚脱胎换骨，将欧洲人改造成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汤尚贤于1724年（雍正二年）在北京病逝。

光绪《崖州志》中对“海判南天”石刻的记录。

此前舆图错漏甚多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礼部诏令各省编修通志，进呈汇为大清一统志。但因“三藩之乱”，各省修志略有延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限三月成书。之后，乾隆、道光、光绪续修《大清一统志》，各省奉旨续编志书。康熙、乾隆、光绪《崖州志》存世。

成语有“左图右史”。史志以纪事，知方言土俗。图以观理，知山川形势。各省通志呈送均有舆图。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康熙帝发现所呈各省舆图错漏甚多，于是下旨：“内外地方之名，山河远近务应查明，载入（大清）一统志内，永垂后世。边外山河地方远近，理应丈量明晰。”要求各省差遣印官必亲历地方，逐一考证明白，详加绘画进呈御览。

然而各省呈送的地图，城池方向、河道源流及道里远近，互相舛错，不符之处甚多。或一省有大图而无小图，或一省有里数、程途而无疆界，或有疆界而无里数、程途。

每年冬至正午，太阳的角度与“海判南天”石刻南面的剖石斜面完全重合。

清宫中的西洋人

在清宫中供职的西洋人南怀仁不仅用西学治理历法，主持铸造北京观象台观测仪器，还奉旨督造“神威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和“神功军”等红夷火炮，在平定三藩、雅克萨城之战中建立奇功，因此官至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天文台台长）及工部侍郎。

因大航海时期对精确地图的需求，1679年至1683年间，法兰西作为国家工程，委托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及其科学家团队通过观测木星来确定经度的方法，运用三角测量法构建的800个基本三角网，绘制出法国新地图，之后开启了为实测绘制新世界地图的庞大计划。

应南怀仁之请，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3月，法国巴黎天文台派遣的数学、天文家洪若翰与白晋、张诚、刘应、李明五名“皇家数学家”作为远东测量成员从法国出发，历经周折，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抵达北京时，南怀仁却在几天前去世。

1688年3月21日，康熙在紫禁城乾清宫接见了法国使团，张诚、白晋留宫中效力。张诚作为译员参加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并接续南怀仁作为御用教师，多次随康熙出塞外巡防及征讨噶尔丹，旅行期间教授西方数学和测绘技法。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皇帝患了疟疾，服用各种药物均无效，病情日益严重，洪若翰、张诚等人向康熙进献了金鸡纳霜药，很快被治愈，使康熙帝得以续命，继而完成了对噶尔丹的第三次亲征。

当康熙皇帝得知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为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派来的“皇家数学家”后，康熙令白晋、洪若翰为钦差分别回法国招募更多的科学家来华效力。1698年至1701年间，“安菲特利特”号商船两度从法国直航中国，带来了法国巴黎天文台绘制的亚细亚地图和精通地图绘制的雷孝思（JeanaptisteRegis）、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杜德美（Jartoux）和汤尚贤（PierreVincentdeTartre）。

参加2014年“海判南天”石刻三百周年暨中法康雍乾天文大地测量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法国科学史专家考察石刻。

历时十年绘就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命白晋、雷孝思等人在北京附近进行小范围测绘，经过半年测绘，图成上呈康熙，皇帝亲自校勘，认为远胜于旧图。于是，便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开始进行全国大规模的测绘。测量方法主要采用三角测量法。

据史料记载，康熙四十七年，即1708年，康熙帝谕传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晓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通知各省督抚将军和地方官，提供一切方便。

史料显示，这次测绘的人员中，法国人有白晋、雷孝思、杜德美、汤尚贤、山遥瞻、德玛诺及冯秉正，另有奥地利人费隐和葡萄牙人麦大成。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各地的测绘工作基本完成，康熙将绘制全图的工作交给杜德美，次年全图合成完成，康熙命名为《皇舆全览图》，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颁布。

《皇舆全览图》的绘制，摸清了中国的山川水源准确走向，特别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为清代以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为西北天然屏障，构建全新中国疆域提供了重要依据。

后来，《皇舆全览图》图稿被寄往巴黎，由当时法国最有名的匠师唐维尔雕成铜版。

那么，为什么要人工剖凿“海判南天”呢？

原来，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康熙帝效仿元代郭守敬进行“四海测验”，命钦差急速驰往广东、陕西、福建等省测量北极高度及日景（冬至当天正午时太阳的高度）。这当中就包括作为地理极南的广东琼州之崖山（下马岭），即“海判南天”处，使之成为四海测绘的南端基准点。

至于“海判南天”是何人所题，由于石刻上没有落款，后人不得而知。不过，因石刻为钦差奉旨剖立，比对康熙皇帝的遗诏笔迹，“海判南天”四字极有可能就是康熙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