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片“破圈”：“小众”如何走向大众

近期，随着《河边的错误》的热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一股文艺片热潮，《一个和四个》《白塔之光》《洋子的困惑》纷纷上映。回首年内，已有多部文艺片轮番上映：《拨浪鼓咚咚响》《荒原》《燃冬》《不虚此行》《鹦鹉杀》……尽管不少影片此前曾在电影节展上表现不俗，但上映后票房却纷纷遇冷。为何在电影节展备受好评、甚至斩获大奖的文艺片总是折戟于票房？某些文艺片的成功路径为何难以复制？国产文艺片究竟该如何“破圈”？

《河边的错误》剧照

在普遍归因的固化思维下，制片方和发行方往往将某些文艺片的成功归结于商业营销逻辑下的宣发策略。《鹦鹉杀》以“杀猪盘”案件为中心制造营销热点，试图复刻《孤注一掷》在社会议题上的关注度，《燃冬》在宣发阶段致力于打造爆款视频和社交话题，《不虚此行》因胡歌对惨淡票房的感慨才登上娱乐新闻。相比之下，今年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宇宙探索编辑部》《河边的错误》以及去年大热的《隐入尘烟》等电影，并未盲目地抓取所谓的商业热点进行营销，也没有作类型片式的自我包装，而是几乎依靠观众“自来水”式的口碑传播取得成功。

可以看出，商业因素固然对文艺片的票房成绩有所助益，但更多的还是要回到影片本身进行讨论。目前市场上的文艺片大多是小成本制作，“以小博大”的投资思路也应当移植到创作当中。文艺片想要破圈，可以从类型元素、先锋表达和细节思维三方面着眼破局。

将“小众”引入“大众”

借助经典的类型片元素，文艺片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吸引最广泛的观众群体。一些文艺片选择在开头用类型片式的叙事和镜头语言抓住观众，将小众文本引入大众类型，同时，在基础层面保证节奏的连贯性和叙事的完整性，以帮助观众进入电影、理解电影、共情角色。

《宇宙探索编辑部》以荒诞喜剧类型切入科幻题材，唐志军和编辑部成员对地外文明近乎偏执的态度引人发笑。《河边的错误》《一个和四个》选择了经典悬疑片中的强情节开头，罪犯身份成谜，能够让观众代入主角视角进入故事。在叙事层面，三部影片都在中后段完成了转折甚至反转——唐志军对地外文明可笑而疯狂的找寻，实际上源于对已故女儿的思念，片尾无言的诗夹杂着众人的笑与泪；马哲苦苦搜寻的罪犯不过是一道荒诞的谜题，而他已然疯魔；桑杰陷入的罗生门式猎杀游戏，更需拨开视角和身份的迷雾……这些都为影片打下了坚实的受众基础。

流水线式生产的商业类型片大多止步于冗余的爽感，停留在单纯的感官刺激和情绪引导上，无法激发观众的深刻思考。因此，传统文艺片会刻意远离、甚至排斥类型化手法，以弱情节、慢节奏和朴实自然的作者性表述为主，缩小受众范围。但是，文艺片如果耽于自我表达，其晦涩的叙事方式和先锋的视听风格往往只会让普通观众望而却步。如果不能将“小众”引入“大众”，文艺片强烈的作者性表述只能让影片沦为“能指”的游戏。

将“大众”拉回“小众”

尽管需要利用类型片外壳强化吸引力，但文艺片仍应坚持核心风格，即利用先锋性的视听语言和影像细节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表达。在对类型化手法祛魅和对艺术化手法复魅中，“梦境”成为文艺片影像表意的绝佳载体。

《宇宙探索编辑部》在主角团精神病患者般的梦呓中，带领观众见证了失独父亲的一场自我救赎之旅。山洞中，向光而立的孙一通仿佛正对外星朝圣。在手持镜头剧烈晃动中，画外音轰鸣回响着诗歌与告别，铺天盖地的麻雀将他围绕成一颗漂浮的行星。这恰恰印证了荒谬的传说，场景却仍难辨虚实。跪地的唐志军脸上浮现出喜悦——女儿逝世前留给他的终极问题，或许观众心中已各自有答案。

《河边的错误》中，在影院改造而成的刑侦队，马哲脑海中的意识流梦境以电影的方式呈现；主观镜头下，受害者的呓语和字幕交织，升格、降格镜头融于胶片的自燃画面。如真似幻的影像并未给出凶手的身份，却充满导演对电影媒介的考古式迷恋，更带领观众共同感受马哲在情绪高压之下濒临崩溃的心理体验。

类似弗洛伊德的“显梦”，文艺片在理性创作中置入的这些非理性场景，通常是作者心象凝结而成的意义符号。影像呈现的梦境叙事，是作者希望通过先锋性的虚构到达的心理真实，而非大众所能经验的现实。正如余华所说，“发现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这时候我们对真实的理解也就更为接近真实了”。

文艺片对所谓“真实”的先锋性、暧昧性表达，迫使每一个观众在影片中看到自我，这也是为什么一部分观众对开放式文本感到不适，而也有一部分观众觉得过瘾。文艺片暧昧的符号系统正是观众的自我映射。因此，影像不能完全迎合大众审美，也不可耽于小众表达，而要争取在二者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影像彩蛋与智力游戏

国产影片往往缺乏可供观众揣摩的新鲜而有深度的文本，文艺片则需要通过影像细节来提升思维深度。近年来，青年观众的观影素养不断提升，他们试图在细节彩蛋的挖掘中获得类似智力游戏的快感，这也是某些文艺片能够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口碑二次发酵的原因之一。《宇宙探索编辑部》中，自杀的女儿给父亲留下问题，他找到的答案是什么？《河边的错误》中，河边的凶手究竟是具体的某人，还是整个时代？《一个和四个》中，茫茫林海雪原，谁是那个善于伪装的盗猎者？影像细枝末节之处尽是暧昧的提示，观众则循着四处散落的面包屑，走向各自的童话糖果屋。

《一个和四个》就将谜底掩藏到了最后一刻。与马哲涉入案件的主动性不同，护林员桑杰是偶然、被动卷入的旁观者，是身在局中的调停人，是观众视角的代入方。然而，影像细节却让观众怀疑他日志的可靠性，怀疑小屋风铃上的红绳与步枪的红绳的内在联系……对文本的挖掘和讨论便由此而生。

观众在对文艺片复杂细节的映后讨论中，不仅满足了自我表达和社交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在解谜游戏中普遍寻求的情感和智力需求。他们的文本解析与观点碰撞使影片内涵迸发出新的火花，影片的网络热度因此提升，从而反哺票房。

诚然，电影无法排除其商业属性，对观众的迎合无可厚非。但着眼于艺术高度和人文深度的文艺片制作，在关注营销策略的同时，更应以创作引导观众而非迎合观众。只有主动将小众文本推向大众文化，再将大众思维惯性拉回小众审美体验，利用影像带领观众完成一场心灵之旅，才能真正抵御票房焦虑为整个电影行业带来的浮躁心理。（武晓旭）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