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忆小自行车

本文转自：新民晚报

朱绩崧

本来，在复旦，我与黄颂杰先生，是没有交集的。他乃哲学系“大教授”，我是英文系“小学生”。他是我打工时认识的。

2004年秋，我辞了教《新概念》的兼职，月入骤降逾九成，不时啃老，心情低落。2006年底，复旦创办全国高校头一份学报英文刊，招编辑。经介绍，我投了简历。黄老师时任《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筹办英文刊。面试和他聊了片刻，就录用了我。他得知我生活拮据，每期审校费外，还给了我助管员的岗位，每月有数百元。一下子，我的财务危机化解了。学报组织会议、考察，黄老师都会叫上我，从不因我只是兼职的研究生就另待。

学报编辑部那时在8号楼，分了我半间办公室，我常去改稿、读书。黄老师学报来得勤，我几乎每次去，都能见到他半掩着门打电脑、打电话。有时，他见我在，就找我帮忙下载论文。“您还在搞研究？”我问这位古稀老人。“这个话题，我挺感兴趣，打出来看看。老了不学习，要给时代抛弃。小朱啊，你赶上了好时候，现在网上有这么多新东西、好东西！”

当时，不少学刊主事，都已朝南坐了。黄老师却始终小自行车来来去去，忙忙碌碌。有一回，他参加国际研讨会，让我把他的论文英译稿一字一句读给他听，他跟着念。“我有错的地方，你马上纠正我。”那次，我们排练了一个多小时。“我读书的时候，英文还蛮喜欢的——我发音还可以吧？但我们那代人，想学也没机会。我的老师，全增嘏先生，他原来是你们英文系的，后来到我们哲学系。全先生那个英文水平，那个古文水平，没话说，不得不服。他祖上是清代大学者全祖望。”

黄老师谦和，办起刊来，却不做好好先生。一位文史名家曾投来亲自用英文撰写的论文，黄老师命我初审。我读完，认为语言关就过不了。“退回去，不用了。”电话那头，他斩钉截铁。“啊？这么不给面子？”“拿到国际上，要出洋相的。”很快，他想了个办法，让不会英语的作者尽管写汉语。有好稿子，学报组织翻译。不误学术发展，又促翻译提高。我就翻译过朱维铮教授写历史编纂学的论文。

退休后，黄老师每年都约我在正大餐厅吃饭聊天，跟我讲述家世，回忆求学时代，评论社会现象，向我推荐哈佛学者论证睡眠对健康有多重要的新书。“你还想看英文写的哲学书？威尔·杜兰可以，提提兴趣。罗素那本名气响，不适合入门。”

去世前几个月，他还频繁分享新闻给我。寒假里，我提出去医院探望，他不同意：“我现在很好，虽然不能说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不必担心。我喜欢跟你无拘无束快乐诙谐地聊天，就像当年跟你导师陆谷孙那样。最怕带来各式各样的馈赠。你还是开学后来吧。谢谢！”（照录微信原文）

2020年3月，开学不久，宝兴殡仪馆一场规模极小的告别仪式上，我见到黄老师最后一面……

四年过去，又到春天。工作日饭点，步行去旦苑餐厅，共享单车时而成群掠过，蓝的、黄的、绿的，似与繁花争艳，而这一刻，我会特别怀念那辆慢慢悠悠骑向8号楼的小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