俸饷制度与清朝旗人的生计

道光年间(1821-1850)，宗室奕赓将担任侍卫期间的观察和感受，以「鹤侣」之名，用流行于北京、东北旗人社会说唱形式的「子弟书」，呈现旗人的生活面貌。侍卫是皇帝的扈从，〈少侍卫叹子弟书〉曰：

自是旗人自不同，天生仪表有威风。学问深渊通翻译，膂力能开六力弓。性格聪明嘴头滑顺，人情四海家道时兴。本就是赳赳武夫干城器，更兼他手头撒漫衣帽鲜明。

「子弟书」是由八旗子弟创作的说唱文学，乾隆朝以后流行于北京、天津、盛京一带，清末民初逐渐消失。「子弟书」的内容多改编自史书、小说、戏曲，另有部分呈现旗人的生活样态，表演时以三弦伴奏，只唱不说，曲调已经失传。

充满着自信与自傲。关于侍卫的待遇，〈侍卫论子弟书〉曰：

虽然难比翰林爵位，要知道比上步军是人上人。两匹官马养妻赡子，料季儿每个月总卖四五千文。值门时外领班钱内吃官饭，围荡儿无论大小俱有帮钱。最是毕生得意处，每至年终领挂钱。

地位未必显赫，但有各种津贴。至于实际的生活情形，〈老侍卫叹子弟书〉曰：

酒债寻常行处有，朝回日日典春衣。当票子朝朝三五个，账主儿门前闹泼疲。老妻自是多贤慧，挎竹篮每向坟边乞祭余。

却是耽溺宴饮，仰赖典当、举债甚或乞食度日。

侍卫是旗人称羡的职位，他们选自皇帝亲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的官员子弟，有头等(三品)、二等(四品)、三等(五品)和蓝翎(六品)之分，出身、品秩俱有可观，在清中叶竟沦落至〈老侍卫叹〉所说的「这如今日月艰难竟自成了老穷儿」。

〈少侍卫叹子弟书〉描述侍卫对穿戴、配件的讲究，乾隆年间绘制的《紫光阁平定西域后五十功臣》，有不同品级侍卫的图像。清制，武职五品以上，以孔雀翎为冠饰，缀于冠后，称为「花翎」，官员需奉特赏始得戴用；孔雀翎上的圆圈称为「眼」，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一般为单眼花翎。六品以下者，则戴染成蓝色的鹖鸟尾羽，称为蓝翎，无眼，从冠饰上可以分辨出品级较低的蓝翎侍卫。

何谓「八旗生计」

满洲在部落时期，族人以采集、渔猎、畜牧、贸易，以及驱策奴隶从事农耕，或是透过掠夺战争进行分配，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型态。八旗制度建立后，清太祖努尔哈齐(1599-1626，1616-1626在位)于天命八年(1623)确立「八家均分」的共享原则，旗人遂于分配与再分配的过程中获得生活资源。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朝廷为安置明朝归附官兵，乃仿行明制发放俸饷，这个办法也逐步扩及八旗；又将关外分田土、建庄屯的经验，在京畿一带圈地，分拨土地、庄园给旗人，仍具有「兵农合一」的意义。然而，自康熙三十年(1691)以降，旗人生计困难的问题逐渐显露。

所谓「八旗生计」，据《满族大辞典．八旗生计》的解释：

清代旗人生活困难问题。自清军入关后，八旗兵驻防全国各城镇，以拨给旗地及俸饷为生活之资。定制不准经营农、工、商，且生齿日繁，入不敷出，遂出现生计问题，渐有典卖旗地以求维持者。康熙、乾隆时，曾采取赏赐银两、回赎旗地、增加兵员等办法，予以补救，其生计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道光、咸丰以后，国家财政拮据，八旗兵丁及家属度日维艰。至辛亥革命，清亡，八旗制度亦不复存在。

内容的重点有三：一、旗人经济来源仰赖旗地和俸饷；二、旗人不得从事仕宦、披甲以外的工作；三、旗人生齿日繁、入不敷出，国家极力设法解决。「生计困难」一词，在清朝几乎成为指涉旗人经济陷入困境的专门词汇，这也是我们对「八旗生计」的一般印象。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清朝遭逢内忧外患，战乱迭起，造成国家财政危机。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间，便以削减八旗兵饷作为因应方式之一，包括：饷银折发制钱、搭放制钱发给、减成发放等，自然影响旗人的生计。晚清的笔记、报刊对于旗人生活穷困的记载愈来愈多，但能否据以认为盛清以来生计困难是旗人社会的普遍问题，则有待进一步检验。

旗人收入是否足用

旗人的收入，仰赖旗地和俸饷，按身分、职位的高低，国家给予不同的待遇，《大清会典》或《钦定户部则例》皆可见详细规定。至于是否能够维持生活，当因人而异。

以任官的旗人为例，雍正元年至二年间(1723-1724)，福州驻防将军宜兆熊(?-1731，正白旗汉军)密奏，情愿出资捐造盘枪1,101杆、子母炮28位、欓木20架等军械，并挑选四旗壮丁40名，每名按月捐给饷银1两，雍正皇帝(1678-1735，1723-1735在位)在朱批中深表嘉许，却言：「但只是你不养家口么？那有许多捐造，实在朕心至于不忍矣」，也认为「捐造太多了，向后若有应添造处，不可捐助，请旨定夺」。宜兆熊奏称，合家不过40余口，所得俸禄养赡有余。据《福州驻防志》载：雍正二年，宜兆熊奏准捐给四旗马上枪兵200名、枪营步兵347名的每年药铅银168.08两；又奏准四旗设立欓木兵80名，于养廉名粮内每年捐给饷银960两。是时，养廉银制度尚未建立，福州将军的年收入项目包括：

俸银：俸银180两、心红纸张银200两。

禄米：白米家口3名，折银9两。糙米家口37名，五个月半支本色，米50.875石；六个月半支折色，银53.1125两。

额马：20匹，谷、草折银259.2两。

养廉名粮：马粮40名，战粮、守粮各30名，本色、折色各半，共支银2,502两、米180石。

子母炮是以铸铁制的轻型火炮，由一门母炮和若干子炮组成。子炮为空心圆筒，内装炮弹、火药，操作时先将子炮装入炮身后的口型装药室，发射后退出空子炮，可快速轮流换装。主要有两种形制：一、重95斤，长5尺3寸，固定在四轮平板车上，炮身有5道箍；子炮重8斤，有5个。二、重85斤，长5尺8寸，末端加木柄，用铁锁联于车上。

「奏折」是清朝官员向皇帝报告事务的文书，制度始于康熙朝，确立于雍正年间，是官员与皇帝秘密通讯的工具。皇帝亲览奏折后以朱笔批示意见，可以从中了解皇帝的性格特质、施政作风，以及君臣间的互动。福州驻防将军宜兆熊上奏捐造子母炮，雍正皇帝则在「朱批」中对宜兆熊捐资筹办军械表达不忍与劝阻。

《福州驻防志》是新柱(?-1768，镶黄旗满洲)在乾隆八年至十三年(1743-1748)间担任福州将军时所修，书中详载官兵支领俸饷项目。其中，将军养廉银1,600两，八旗武职养廉在雍正朝属临时的恩赏性质，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始有定例，迨乾隆四十二年(1777)复更定例，驻防将军的养廉银则由2,000两减为1,500两；「养廉名粮」，即「亲丁名粮」，原为各省绿营武职的津贴，在全面实施养廉银之后废止。又由于宜兆熊捐给军械、饷银，继任者皆循例办理。

因此，宜兆熊年收入为银3,203.3125两、米230.875石，捐款1,128.08两，每年余银2,075.2325两；所得之米以每年人均谷物消费水准2.6石计，约可供89人食用，故能养赡有余。

奉召回京出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眷属仍在云南。雍正皇帝指示两江总督高其倬(?-1738，镶黄旗汉军)「仍将云贵广西总督衙门养廉银之项支给，以为用度，务令富足宽裕」。高其倬宣称一年应给12,000两，使稍宽裕；依鄂尔泰的说法，每年2,000-3,000两即已足用，万两则宽裕之至。经雍正皇帝裁示：「万金实多，今可每月以五百金为数，一年六千两给予」。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一年有养廉银17,000两，自陈「素守俭朴，原无奢费，且家口无多，养赡甚易。计一年上下衣食、幕客修金各项，共不及六千两」；返京就任新职，必有幕僚、仆从随行，故留住云南眷属用度额数当属可信。总督、尚书皆为一品大员，岁支俸禄银180两、米90石，另有些许津贴，惟雍正初年始陆续在各省制定养廉银，鄂尔泰在制度实施之前和接任京官之后，单凭俸禄实不足以负担家庭开销。

清朝的俸饷制度沿用明朝，而明朝的官俸过于微薄，被认为是导致官员侵贪，败坏吏治、军政的症结，其弊端也延续到清朝，即使八旗官员的待遇较好，他们在职期间的行为，大概也和汉官相去无几。简单的说，上司向下属索求，州县侵吞钱粮、收受陋规或科派民间，遂成为惯例。康熙皇帝尝言：「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实为皇帝所默许。

旗人工作是否受限

官员在检讨八旗生计问题时，经常提到旗人对国家的依赖。以乾隆朝(1736-1795)初年的奏疏为例：御史范咸曰：「士农工商，皆得以自食其力。而旗人所借以生计者，上之者服官，下之者披甲，二者皆取给于大官之钱粮」。户部侍郎梁诗正(1697-1763)曰：「旗人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御史赫泰曰：「不农不贾，皆束手待养」；直隶布政使沉起元(1685-1763)则曰：「未有举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而可以为治者」。从这些言论来看，旗人似受到政策的限制，不能从事其他工作。

对于旗人不务农业的原因，早在顺治年间(1644-1661)都察院即有奏言：

满洲兵丁虽分给地土，而历年并未收成，因奉命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旷废，一遇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行圈占。

而雍正朝推动的「八旗井田」、乾隆朝规划的「京旗回屯」，可以说明皇帝不反对旗人务农；且上述范咸等人的奏议，也都是建请应驱策旗人前往边区屯种。

对于旗人不营工商的原因，咸丰年间历任督抚的王庆云(1798-1862)指出，「今之扼腕八旗生计者，辄曰国有四民，功令独旗人不得经商逐利，故贫困至此，是亦未闻故事耳」，即不了解本朝旧日制度所致。事实上，自入关以来，朝廷为革除前朝强买粮料诸弊，屡次颁布禁止王府商人、旗员家人经商贸易的命令。因此，旗人不治生业，是配合国家的不与民争利、不囤积居奇政策；即便荒废农事，也是为执行征战任务，惟日久却产生抗拒心理。

道光元年(1821)，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武隆阿(?-1831，正黄旗满洲)等奏陈：

旗人旧例，并无农工商贾之禁。然旗人之不务农工商贾者，固由于无田地资本，更由于聚族而居，非服官即当兵，食俸食饷，享于尊贵。始则鄙之不屑为，年复一年，性成习惯，竟至为之而耻于同类。……奴才等见各省驻防旗人，多有习于工贾以牟利者，殆非不愿为之也。

可知旗人除仕宦、披甲之外，是「不愿」而非「不得」从事农、工、商业。

生齿日繁是否影响

八旗官员常以「生齿日繁」为由，向皇帝提出各种改善旗人生计的措施。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1710-1777，正白旗满洲)总结生计问题的症结，曰：

我朝定鼎之初，八旗生计颇称丰厚者，人口无多，房地充足之故也。今百年以来，甚觉穷迫者，房地减于从前，人口家有什佰，兼以俗尚奢侈，不崇节俭，所由生计日消，习尚日下，而无所底止也。

全在房地日减、人口日多、风俗日坏。韦庆远〈论八旗生计〉认为，舒赫德的意见只呈现表象，真正的关键在八旗制度本身，国家对旗人采取「全部包养」政策，要求他们只能仕宦、披甲，却无法提供足够的官缺、兵额，于是形成恶性循环，是极具影响力的看法。尤其乾隆初年杭州驻防汉军丁多缺少，甚至有一户二十余口仅赖一份披甲钱粮过活，更足以说明余丁造成的生计问题。

有关八旗丁数的变化，从档案、官书所见有限的资料，略为：顺治五年(1648)，34.6万名；康熙六十年(1721)，暴增为69.6万名；至嘉庆(1796-1820)、光绪(1875-1908)年间，则分别有52.3万名、50.9万名；嘉庆朝以后丁数减少，应与乾隆朝实施出旗政策有关。据《八旗通志》的记载，顺治朝的佐领数为571个，至雍正朝增为1,159个，每增编一佐领，即增加若干的官缺、兵额。另一方面，在京师八旗的编制之外，随着驻防体系的渐次建立，八旗驻防官兵人数也为之扩充。至清末，京师八旗职官计有6,680名，设佐领1,151个，辖兵丁120.309名；驻防佐领817个，编制官兵合计123,963名。换言之，随着旗丁人数的成长，兵额也从入关之初的10万左右，增加至24万以上，显然国家尝试执行所谓的「包养」政策。况且人口压力是全国性问题，不是旗人社会所独有，而他们却能获得国家政策的保障。

相较于任官的旗人，兵丁的经济来源只有按月支领的固定俸饷，若家庭食指浩繁，生计问题自然严重。兵丁的俸饷包括饷银、饷米、马干三项，视兵种、驻地有所不同。旗人主要挑补马甲，以京师为例，每年可领银36两、米22.2石(可供8人之用)，养马则按匹数每匹月支马干折银3两；若挑为位阶较低的步甲，每年只有银18两、米10.6石(可供4人之用)的收入。上述杭州汉军马甲家庭，俸饷岁支银24两、米30石，必须抚养二十余口，负担极为沉重；惟朝廷另订有驻防武职「丁粮马干」的支领标准，马甲可支领家口7名、马6匹的津贴。其中，家口每口月给米0.25石，杭州驻防马匹每匹春冬每月给豆9斗、草60束，夏秋每月给豆6斗、草30束，合计每年可支领丁粮21石，马干豆54石、草3,240束。若将马干折银，按雍正元年颁布浙江豆每石1.1两、草每束0.017两的定价，则豆折59.4两、草束折55.08两，合计114.48两。因此，杭州马甲的年所得为银138.48两、米51石，所领之米约可供19人一年食用，该汉军的收入或能勉强支应。

八旗兵丁的俸饷，分饷银、饷米、马干三项，依兵种、驻地的不同而有差异，在康熙朝中期形成定制后，直到清末都未调整。

论旗人生计困难者，多归因于人口日多、物价日昂，以及习于奢靡，但此乃整体社会变迁所致，并非旗人独自面对的问题。又旗人多只知求官候甲，不以百业为事，且其经济压力亦因人、因地或因时而异，并非所有的旗人皆在贫穷边缘挣扎。道光元年，御史佟济奏陈调剂旗人生计，朱批曰：「虽系实在情形，然似是而非。总之，八旗生齿日繁、钱粮有限，其中贫富不一，且善于度日与否，又复不一」，实为「八旗生计」下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