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兴元的交往

本文转自：商丘日报

喜相逢。1962年7月1日，照于虞城县照相馆。左为张兴元，中为徐德先，右为李景亮。三人均为初中时期的老同学。作者供图

张兴元的老家在虞城县东北部张集镇庵子庄村，坐落在东西走向的黄河故道。他的老家是个独院，坐北朝南，走进大门，从东往西数，一间厨房、三间瓦房、一处厕所，院里种着各种果木和花草，是个不大不小的农家院落。门前有条东西路，路南还是张兴元的宅基地，种着数十棵杨树，粗如碗口，挺拔茁壮，十年之后即可成材。张兴元和夫人石文柏经常回老家小住，多则半月二十天，少则数日。

张兴元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扎根农村，退休之后更心系“三农”，每次回老家都要来到农户家中、田间地头，和父老乡亲促膝谈心，调研“三农”情况。由于素材丰富，勤奋写作，他创作了反映家乡巨变的报告文学《在希望的田野上》和长篇小说《女儿桥》。

我和张兴元是同乡、同学、同事，关系密切，感情深厚，亲如兄弟。借此机会，就在这里，我想说说我与张兴元的交往情况。

其一，1952年，我和张兴元同时考取虞城第一初中，他分到二班，我分到三班。我俩都热爱写作，常在校报发表习作。我被选为学生会学习部部长，要接办学生会定期出版的黑板报，我当主编，聘请张兴元当文字编辑。1955年，他考上商丘一高，我考上商丘师范，两校并称商丘最高学府。1956年，他在《河南文艺》第10期发表处女作《一件新衣裳》，我前去祝贺。1958年，他被保送到青海师院就读新闻专业。我当了人民教师，不久当了新闻记者。两人书来信往，互通信息。在校读书期间，张兴元除了完成学习任务，课余时间不是读文学作品，就是练习写作。

其二，1960年，张兴元大专毕业，被分到青海省委宣传部工作，层次较高，条件较优越，施展聪明才智有了个好场所。他不断给我寄来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如《收获》等。他知道我好写抒情诗，便给我寄来一些诗集，如殷夫诗集《孩儿塔》等。1962年全国下放干部，青海省委将他列为下放干部。他给我来信说，家里有四位老人需要照顾，要求回家乡工作。当时，我供职于商丘地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我向地委组织部和行署人事处介绍了张兴元的情况、处境和要求，他们答应接收，安排工作。1962年年底张兴元回到家乡。他在家乡工作换了7个单位（共青团商丘地委、平顶山报社、平顶山矿工报社、商丘地委宣传部、夏邑王集公社、商丘地区文联、商丘日报社），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外，他在业余时间坚持创作，经常发表文学作品。

其三，1988年，我任商丘日报总编辑，张兴元任副总编辑，昔日同窗，如今同事，朝夕相处，配合默契，共同为办报出力流汗作贡献。张兴元家人口多、家务重，他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左耳几乎失聪，左眼险些失明，多次住院治疗，病情并未减轻。在同样处境下，我发现有的作家已经“洗手不干”了，而张兴元却依然笔耕不辍，作品迭出，质量上乘。

其四，张兴元一辈子光写小说吗？不，他还写新闻、通讯、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故事，可谓多面手，而且连连获奖。平心而论，这是一般文人所做不到的，而张兴元不光做到，而且做得很好。

相比之下，写小说是张兴元的强项，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他曾在《河南文艺》《奔流》《莽原》《延河》《清明》《北京文学》《十月》《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十多家文学刊物发表短篇小说100多篇、中篇小说20多部、长篇小说3部，总计300多万字，先后出版4部小说集，即《酸辣苦甜》《骂街》《哭泣的太阳》和《女儿桥》，其中《杏花村的新闻》先被《小说选刊》选载，后被改编成电视剧、连环画、豫剧，最后被译为日文，收入《最新中国小说集》；《酸辣苦甜》被外文刊物《人民中国》选登，又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全国播放；《骂街》获中国作家“各省市区作家短篇小说联展”奖；反映农村改革开放题材的长篇小说《女儿桥》被《莽原》发表后，被两家出版社出版，好评如潮。省、市作协先后三次召开研讨会，对张兴元的小说作品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成了商丘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由于成绩卓著，他被中国作协吸收为会员，被选为市作协主席、省作协常务理事，被评为商丘市第一批、第二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商丘市首批优秀文艺家、河南省优秀宣传干部 ，受到党委和政府的表彰。

我为有这样的老乡、同学、同事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