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者郑嘉励：我们要让历史中的劳动者“开口说话” ■记者 许金艳 通讯员 杜锦智 摄影 冯玉坤

本文转自：嘉兴日报

◎好书有约

考古者郑嘉励：我们要让历史中的劳动者“开口说话” ■记者 许金艳 通讯员 杜锦智 摄影 冯玉坤

“考古人是和这片土地最亲密的人。”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嘉兴市图书馆一楼秀州书局，“好书有约”邀请了考古学家郑嘉励聊聊他“田野里的历史人生”。

在浙江文博圈，郑嘉励素有才名。2009年，《杭州日报》副刊版为他开设了“考古人茶座”专栏，很受读者欢迎。曾经一句“上班也就等于上坟”，让他的文字在网上热传。现场，来自嘉兴年轻一代的考古人谈及郑嘉励在他们考古圈，是仰望般的存在。

从1995年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郑嘉励经历了近30年的田野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他的脚步遍布浙江各地，参加过的考古挖掘项目不计其数。考古的领域足够广阔，这些年，他不断书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而成为历史学家，是他少年时候的梦想。

郑嘉励是台州玉环人，但说起来，他和嘉兴也素有缘分。

近段时间，作为东塔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他在嘉兴主持东塔考古工作。而在2015年至2018年嘉兴子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期间，他更是长期住在嘉兴城里，“我是在嘉兴生活和工作过的，所以在《考古者说》里，包括《考古四记》里，都有一些嘉兴的篇章，有些可能就是专门为嘉兴写的，有些相对来说是在一个宽泛的议题里用到嘉兴素材，这些素材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生活和工作中的体验。”

现场的读者，涵盖了各年龄段对考古感兴趣的市民，更有来自博物馆、文保所的读者朋友。

在分享会上，郑嘉励以其多年考古实践的经历，分享面对古物古人时的思考与感悟，还原古墓葬发掘的场景，并由此探讨如何讲好文物考古故事。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分享整理而成。

考古转型：想看到一个具体的人

考古工作者是下田野的，他是跑到田间地头亲自挖掘脚底下的历史，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

我们浙江考古有所谓“三朵金花”，第一朵金花是河姆渡，第二朵金花是良渚，第三朵金花是越窑、龙泉窑的青瓷，浙江是青瓷的故乡。这“三朵金花”也就是浙江考古品牌里面最有辨识度、最有公众知名度的，也最有学术含量的。我良渚（遗址）挖过，河姆渡（遗址）挖过，越窑、龙泉窑也挖过。我的考古生涯里面，有些可能参加过十大考古的评估，甚至还获奖。

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它们）不太有兴趣了，我转型了。

2005年以后，我的学术兴趣，包括我的田野考古兴趣，主要就是挖墓。我是逐渐放弃浙江考古最中心的领域去挖墓。我为什么要去挖墓？因为只有墓葬才能连接人的存在与死亡，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人，能够释放出我们对人生、对命运、对社会、对人情世故深刻的关怀。

我过去有句话，说考古工作上班就等于上坟，这句话大家觉得是在调侃，其实是那个时候对我工作客观的描述。

干考古肯定是跟我青少年时候的志趣不完全接近。

我少年时期的理想是成为历史学家，好在考古的领域足够广阔，我在这个空间里面不断增长，我重新回归到青少年时期的志趣：做不成书斋里的历史学家，要做在田野里的历史学家。

考古写作：生活的维度比工作的维度更重要

考古工作者写作的三种文体——考古日记、考古报告、学术论文。

考古工作就是纯粹面对古人留下来的遗物吗？不是，在考古工地上去干活，每天跟同事打交道。你在这边发掘，也不是你一个人在挖，还有很多的民工，男女老少，来自周边不同的地方，你如果真有兴趣去了解他们，就会发现，每一个跟你一起干活的人都是一本大书。

考古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生活的维度，一个是工作的维度。在我刚参加工作前10年，我会把工作的维度看得很重要，但到现在这个年龄，我发现生活的维度比工作的维度更重要。

当我意识到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就发现考古工作者的三种文体根本表达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正是因为我在考古生活里的很多感想，是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装不进去的，它就变成这样的一本书。

我写的所有文章都没有写到唐代以前，因为我是在浙江从事宋元时期的考古，我所有的写作，只要离开我（考古）生活的，一律不介入。

我把嘉兴子城的发掘（过程）写成考古报告，就是在我自己的领域，（即便）我把嘉兴子城的发掘写成了文艺格式的框架，这也是我的生活，只是用了另外的表达形式。

考古工作者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文学者中与土地贴得最近的一批人，而且这样的生活不是一年两年，一做就是十年二十年，是真正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考古本身非常强调实践，在实践中你会慢慢积累自己的知识。

考古挖出来的东西特别有张力。比方说我们在高速公路的墓基下面挖出了一个墓葬，当这个墓葬打开，一百年一千年前的古人在你面前。你会想象，在一百年前，在一千年前，他是跟我们一样的，具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人。这个墓葬是代表已经过去了已经消失了的历史，我们在今天打开。

在我书中的坟墓一点都不冰冷，它是有点温暖的、有趣的甚至还有点黑色幽默。

东塔的发掘意义：1000年了，地基都还没有沉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两年前东塔发掘，我当时看到材料，就觉得东塔的挖掘一定要做成一个更正规的、更正式的发掘。

我们知道宋代的科学成就非常高，但对嘉兴来说，宋代嘉兴最高的成就是什么？

比方说嘉兴原先有很多古塔，现在都没有了。其实嘉兴的桥梁也好，塔也罢，最能够体现它技术难度的部分，不是你看到它地面上的那一部分，实际上恰恰是它地基的处理。

在杭州或者其他地方造塔，像雷峰塔是造在山上的，造在基岩上的，只要把基岩凿平，它的塔就可以巍然挺立了。

但是嘉兴是没有山的，（原来）是一片沼泽地，在一片沼泽地造一个高塔，它的荷载是非常大的。塔不是水平铺开的建筑，哪怕就是像嘉兴子城这样水平铺开的建筑，你去看它的地基处理，都要比在浙东钱塘江以南要困难很多，何况它是一个高塔。

从东塔的考古发掘来讲，可以讲它是代表了那个时代地基处理的最高水平。1000年了，地基都还没有沉降。如果1968年东塔没有被拆掉的话，到今天它还是会巍然耸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考古工作者是要做什么？

刚才讲历史是要通过历史文献去研究，不可否定我们的历史文献更多是围绕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去写的。我们有没有意识到那些为我们创造了非常重大的科学成就的人——造了东塔的那些工匠，烧造龙泉窑瓷器的那些人，开凿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那些人，铸造三星堆那些精美青铜器的那些工匠……他们难道不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伟大的劳动者吗？而这些人，我们的历史文献是没有一点记载的，他们是历史上的失语者，失去语言的那些人。

所以我说苏东坡我就不讲了。苏东坡作品本身就会讲话，而且还有千百人在为他讲话，我说考古工作者就不参加这些话题了。考古工作者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替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劳动者那些失语者代言。

我们要让造东塔的那些工匠重新“开口说话”，这是我们考古工作的使命。

讲好考古故事：为考古的硬核知识注入人文内涵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跑到哪就读哪的书。比方说我来到了嘉兴，我就集中阅读嘉兴的地方文献，包括地方文史工作者编的嘉兴地方文献，比方说嘉兴的宋文选，甚至包括吴藕汀先生的那些著作，我在嘉兴时都会集中地看。

讲好考古故事是为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为硬核的考古注入人文内涵。

考古很多都是硬核的知识。比方说真正对河姆渡遗址硬核知识感兴趣的人是很少的，全中国大概就100个人，1000个人算多了。硬核知识怎么样转化，跟人有关。

比方说通过河姆渡遗址里面出土的各种动物的骨骼，各种鱼的骨骼、各种植物的种子，你去讨论距今7000年以前的古人，是怎么样去征服自然，怎么样去改造自然，怎么样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这样的转化以后，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恐怕就有2000个人、3000个人。

讲好考古故事的所有奥秘，就是注入人文内涵，使这个知识跟普通人的情感趣味、思想知识有关。

这讲起来很容易，就这么一句话，但是具体做起来，我想这个都是一辈子的学问。

在大型基本建设中，在轰鸣的推土机前，考古人发掘古遗址、古墓葬艰苦卓绝，为国家抢救了大量文物。但不可思议的是，每次有关考古发现的网络报道，一定会招致很多批评，甚至很多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不理解考古工作。

我认为除了我们的宣传没有把“保护第一”和“科学发掘”的理念阐释好。我想还有个原因就是未能处理好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只强调考古发现的意义，学术价值，文物的精美，很少考虑到古墓葬的主人，他即便是千百年前的古人，他们也应该是与我们一样有尊严的人。

盗墓者挖墓是为了卖钱牟利，考古工作者挖墓如果只是为了写论文、成名成家，一样都缺乏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不是抽象的，具体说来就是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不论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他都有人生真实的喜悦和困境，他们的生命都应该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