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与重庆：谁玩转了这次转型？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曾是地方经济的命脉，但如今，一场无声的转型正在上演。

广州与重庆，这两座分处东南与西南的核心城市，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走向“后土地经济”时代。

2024年数据显示，广州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比重不足40%，而重庆却高达60%以上。

一个“强省会”为何能轻装上阵，另一个“西部明星”却深陷土地依赖？

这场转型背后，是产业韧性、财政智慧与债务风险的复杂博弈。

广州的转型密码，藏在数字经济的爆发中。

2024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7%，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这座千年商都的产业韧性，源于三驾马车——汽车、电子、商贸的协同升级。

广汽埃安的智能电动车生产线、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的算法产业集群，以及跨境电商枢纽的全球链接能力，共同构成了新增长极。

广州的“去土地化”手段颇具前瞻性。

一方面，通过“交地即交证”改革，将土地审批时间从13个月压缩至5个工作日，吸引高附加值产业快速落地。

另一方面，试点“数据资产质押融资”，将算法、专利等无形资产纳入信贷抵押物，仅2024年就为科技企业释放超200亿元融资。这种“轻资产、重创新”的模式，让土地逐渐从“收入来源”变为“产业载体”。

更关键的是财政结构的优化。

广州隐性债务率比全国均值低15个百分点，这得益于广东全域隐性债务清零的先行经验。

通过再融资债券置换存量债务、严控城投平台扩张，广州避免了“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

2024年，其土地出让收入987亿元，同比下降14%，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反增8%，显示财税体制改革的成效。

相比之下，重庆的转型显得步履沉重。

这座曾以“八大城投”撬动西部崛起的城市，2024年土地出让收入仍高达1853亿元，数字经济占比仅12%。

其产业格局仍以汽摩、装备制造等传统重工业为主，长安汽车与力帆的兴衰便是缩影——前者靠新能源勉强复苏，后者已破产重组。

重庆的路径依赖体现在“双城经济圈”的基建狂飙中。

2024年，重庆财政投入超1000亿元推动成渝共建项目，藻渡水库、成渝中线高铁等工程密集上马。

这种“以债养建”的模式虽短期拉动GDP，却埋下隐患：城投债余额突破9000亿元，部分区县债务率超400%，远超财政收入承受能力。

更棘手的是，城投平台转型屡屡失败。

曾经的“八大投”中，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因环保政策破产，建投公司土储优势也未能转化为经营能力。

土地财政的副作用已开始显现。

尽管重庆早年囤积大量低成本土地，但产业薄弱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房价长期停滞在6000元/㎡水平，土地变现空间日益收窄。

为缓解压力，重庆近年推出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减免不动产登记费等政策，但对企业而言，这些“减负”措施在债务高压下更像是杯水车薪。

两座城市的反差，折射出中国土地财政转型的两难：产业升级需要时间培育，而区域协同又依赖短期基建投入。

广州的选择是“断臂求生”——牺牲土地收入增速，换取数字经济生态；

重庆则陷入“路径锁定”——基建投资固化传统模式，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这种分化背后有深层逻辑。

广州的底气来自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民营经济体系，2024年民营企业贡献了72%的税收；而重庆国有经济占比仍超50%，资源调配更依赖政府主导。

财政手段上，广州通过数据资产证券化、知识产权质押等金融工具开辟新财源；重庆则试图用“成渝双城”概念争取中央转移支付，但2024年其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仅为广东的1/3。

风险传导路径已然清晰。对重庆而言，城投债集中兑付高峰将在2025-2027年到来，若土地市场继续下行，部分区县可能出现流动性危机。

而广州的挑战在于如何平衡新兴产业培育期的财政缺口：2024年其土地出让收入降幅（14%）已超过全国均值，若数字经济未能如期形成税收支柱，转型阵痛或将加剧。

土地财政的退潮，本质是一场城市竞争力的终极考核。

广州的案例证明，摆脱土地依赖绝非“放弃基建”，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将基建转化为产业载体；

重庆的困境则警示，缺乏内生增长动力的区域协同，可能沦为债务黑洞。

未来十年，这场“生死时速”的胜负手或许在于两点：

其一，谁能更快将“数据”“技术”等新生产要素纳入财税体系；

其二，谁能在央地事权改革中抢占先机：正如广东通过上收部分事权减轻基层负担，而重庆仍在“既要保增长、又要化债务”的夹缝中挣扎。

当土地不再是“点石成金”的魔杖，城市命运的改写，才刚刚开始。

（老A）声明：个人原创，仅供参考/阅读下一篇/返回网易首页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