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以茶治边”，一段“桃色丑闻”引发整个茶寨被烧

雍正年间，来自石屏的刘汉成跟随着同乡人的脚步南迁来到易武茶山，看着云遮雾罩的山野间自然生长的野茶树，他相信闯出一番大好事业的“天时和地利”已经具备。他不仅仅满足于像他的许多同乡一样开辟万亩茶园，他还引进了全新的制茶工艺，让原本“粗制”的茶叶制成了“真正的”普洱茶，也就是至今都为大家所熟悉的“元宝茶”。他还创立了易武地区最早的茶庄“同庆号”，并且发展为业界翘楚。

故事很简单，却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励志经历，而是明清以来汉族移民在西南地区南迁并且扎根的时代缩影。带活的除了普洱茶贡茶，更有马帮、清朝以来愈加繁盛的茶马贸易、独特的茶文化……然而，在当地的许多少数民族的记忆中，诸葛亮才是最早在当地种茶制茶的汉族外来人口。

公元225年，蜀国攻吴失败，南中诸郡(相当于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三国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其地在巴、蜀之南，故名。)叛乱三年未平，诸葛亮亲自率兵分三路南征。一方面以武力震服，一方面以安抚为主要战略，七擒孟获平乱。为了巩固政权，将南中地区进一步的郡县化，在滇南地区增设雍乡(今镇康)、永寿(耿马)和南涪(今景洪)，将原本的五郡扩展为七郡。

相传，茶叶的种植和栽培方式据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入的。当时诸葛亮将永昌地区的濮民迁移到建宁、云南二郡，还教会当地的少数民族以及移民如何在山区种植大叶种茶、饮茶。不仅如此，还帮助这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防瘴气、种水稻，怀柔西南诸夷，当地不仅将大茶树叫做“孔明树”，古茶山称作“孔明山”，更是将他奉为“茶祖”。在原思茅地区，每年都会举行祭祀活动纪念孔明。

甚至在有的传说中，云南六大茶山中的攸乐茶山就是当时南征时“丢落”的一支队伍，地名的发音逐渐演变为了“攸乐”。这个说法虽然听起来牵强，却也并非毫无根据。尽管在史籍中没有直接的记载，不过自宋朝以来，一些博物志和方志中都曾提及此事，因此诸葛亮“以茶治边”并且将茶叶传入此地的说法，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如果诸葛亮把茶叶引进到云南地区是给了普洱茶一个很传奇的开始，那么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普洱茶就与清朝年间的移民有着很大的关系。不过，这段历史要从一次茶山动乱说起。

雍正六年，几个江西籍的茶商到云南六大茶山之莽枝茶山的牛滚塘去购买茶叶，借宿在一个叫麻布朋的当地人家中。然而其中随行的一人勾引麻布朋的妻子与之通奸，事情败露之后，麻布朋杀死了妻子和这个商人，顺带还引出了“商民盘剥生事”等负面影响很大的事情，激化了“土客矛盾”。而这几个商人不但不思悔过，还联名向省府诬告麻布朋“劫商害民”。

当时这里还没有彻底实行改土归流，六大茶山仍然是车里宣慰司的下辖之地，因此清政府接到状子也要与这些地方土司交涉。管理莽枝山的大土司刀正彦有心庇护麻布朋，所以既没有处置他，也没有理会清政府，却留下了“叛乱”的口实。清政府借机在当地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当时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下令清军进山平叛，许多的茶寨都被烧毁，尽管一年后动乱以刀正彦与麻布朋均被斩首而结束，茶山却也就此衰败。

为了进一步管理西南地域，清政府不仅把茶叶统一纳入到朝廷的管理中，同时还决定将“新旧商民悉数驱逐”，明文规定“汉民不许入境盘居，逗留或复入者，俱枷责押回。”而当地的很多矛盾并没有因为普洱府的设立而消失，到了雍正十年的时候，茶山里还有山民起义反抗政府。直到乾隆初年，这些动荡才真正被平息下去，山里却已经是“户口寥寥”，到了乾隆年间，本地的少数民族逃的逃，散的散，人数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茶园全都荒废。这样潦倒的局面，客观上也给之后汉族移民的迁入提供了契机，还出现了古代地方级别的“工作居住证”。

就在清政府设立“普洱府”那年(公元1729年)，普洱茶也加入了贡茶行列，“岁进上用茶芽制”，选用最好的茶叶进京。不过这个时候的普洱茶仍然是以粗制为主，并且很快难以保证贡茶的供应量。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的大量流失造成的。当时仍然在生产贡茶的反而是十户来自云南石屏的汉族移民。

早在万历年间就开始有石屏的汉人南迁移居到六大茶山，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乱和灾害原因，利用交通上的便利来到六大茶山地区。这些汉人在这里不仅能够靠着经营茶园维持生计，随着清政府对茶叶需求量的上升还不断发展壮大。改土归流前，这些汉民被当地的土司认可，纳入到茶山的户籍之中，每年的贡茶也按亩均摊给他们。朝廷明令驱逐汉族移民居留茶山后，这着实为当地汉民的去留提出一个难题。因为他们几乎是当时“仅有”的茶叶生产力。对于地方政府来讲，也是贡茶供应的保证。

所以车里宣慰司不得不亲自到茶山进行一轮实地考察。结果发现真的就跟易武土司上报的一样，这些汉民都是守法的良民，不仅很好地融入到当地生活且没有挑起什么事端，还大量种植茶园以保证贡茶的上缴。因此车里宣慰司“灵活地”解读了政府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在之前由易武土司颁发的临时执照的基础上，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给这些汉民发放了正式的“工作居住证”——茶山执照，特准许这十余户汉族纳入茶山的户籍。

尽管这个看似有些现代的概念在当时不过是“天高皇帝远”的状况下地方政府的一项灵活政策，却无形之中打破了自雍正七年以来汉民不许入境盘居的制度，对六大茶山的发展，尤其是易武地区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连当时的他们都没有预料到。

刘汉成制作“元宝茶”的故事在六大茶山当地人中已经是个很古老的故事了。尽管史实的细节有太多都淹没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元宝茶的制作方法的确是从汉族移居茶山之后才有的。

原本普洱地区的茶叶都只是采摘、炒焙、揉搓成条、晾晒，制成散茶用麻袋装好就贩卖到其他地区。基本上是好的和差的茶叶混杂，优劣不分。“八宝茶”即“七子饼茶”用的工序则更加复杂，可以说是精细化生产，将茶叶分选、拼配、装筒、蒸茶、揉圆、紧饼、解袋、包扎等。无论是从外形上还是味道上都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也因此得到清朝皇室的喜爱，带动了饮普洱茶的风潮。可以说这个时候元宝茶成了普洱茶的金字招牌而再无其他。

六大茶山的“起死回生”，吸引了更多的汉族移民到当地做贩卖茶叶或者是开垦茶园，后来一个茶山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汉民就继续迁移。易武的发展也得益于此。在当年办“茶山执照”的时候(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曼撒执照碑》上记载的还是“汉夷十户顶办贡茶”，到了道光二年(1822年)《易比茶地执照碑文》里记录的就已经是“易武人户渐众，无处栽培，侵占易比地界”，说的就是易武茶山土地开发已经饱和，开始与周边的地区争夺土地的状况。

纵观普洱茶在云南地区的种植与制茶历史，可以发现清代正是其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候，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大大小小的茶庄、茶号开遍六大茶山。当地的元宝茶不仅被送进京城，更是远销东南亚地区。茶马古道的“交通”意义也在这个时期真正的体现出来，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省内接通川藏的交通网，更是向南发展连接缅甸、老挝等地区。普洱茶从源起到兴盛，体现的正是不同民族文化与技术在冲突与交融中的“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