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桂林两地党媒联动——今天我们为英雄寻根寻亲

1933年2月5日， 厦门大学师生欢送易元勋、李治年、秦贤行等人北上抗日时的合影。

1933年2月5日， 厦门大学师生欢送易元勋、李治年、秦贤行等人北上抗日时的合影。

1933年4月,《江声报》报道《厦大生李秦易在长城寻拼命处》。

1933年4月17日,《江声报》第四版报道《易元勋成仁后策励后方》。

1933年5月30日,《江声报》报道易元勋追悼会。

2025年7月6日，厦门日报与《桂林日报》联合报道《英烈遗志照今人 寻根铸魂砺初心》。

厦门网讯（厦门日报记者 唐俐 桂林日报记者 秦丽云 图/资料图片)如果您手上有抗战英雄易元勋的相关线索，欢迎拨打《厦门日报》读者热线968820，或在厦门日报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与我们取得联系

他，本是厦大沐浴书香的学子，却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投笔从戎；

他，不甘无为，决然奔赴战事最为险重的地方，“在长城寻拼命处”；

他，为国捐躯时年仅24岁，厦门数百人为他送行……

他就是厦大法学院学生易元勋。但因为当年时局动荡，他的档案资料如今已经再难寻踪，连同他的亲属、后人等也难以联系。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报联动易元勋籍贯所在地的党报《桂林日报》，共同寻找桂林籍忠烈易元勋后人，为英雄寻根寻亲。

厦门《江声报》曾写道，易元勋到厦大就读后，家人期待他能“早日学成归里，一家人的衣食有所依靠”。92年过去了，英烈易元勋的老家在桂林何处，亲人晚辈安在？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本报决定与《桂林日报》进行联动，两地党媒联手，共同为易元勋寻根寻亲——《桂林日报》已于7月6日刊发了相关报道。

因没有易元勋详细的家庭地址、家人姓名等关键信息，《桂林日报》记者根据易元勋曾在桂林中学、桂林法专（广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的信息，第一时间与两个学校联系。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保存不全，记者未能查到相关的信息。

幸运的是，从姓名入手，由全国易氏族谱进行查找，记者发现桂林市资源县梅溪镇大坨村是一个易姓大村，该村“元”字辈的族人多为清末民初出生，与易元勋英烈的出生日期相符，但记者查阅族谱却未发现“元勋”一人；此外易元勋“有四个兄弟”，但也暂无相匹配的线索。据了解，该村易氏家族数次修谱。其中，第五次修族谱是在1908年，第六次已是1999年。易元勋生于1909年，没有赶上第五次修族谱，很可能在第六次修族谱时被漏掉了。

寻找仍在进行中，记者又了解到易姓一族在清末民初，不少族人迁徙到桂林市永福县一带居住，其中包括“元”字辈。记者与永福县的一位易氏家族负责族谱事宜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并寻求桂林易姓联谊会的帮助，希望多方力量共同发力，找到易元勋的家和家人，完善忠烈的生平，传播英雄事迹。

山河已无恙，英雄可归家。如果您手上有抗战英雄易元勋的相关线索，欢迎拨打《厦门日报》读者热线968820，或在厦门日报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与我们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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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元勋的抗战之路

投笔从戎 北上抗日“跑到前线”

易元勋，1909年生于广西桂林，从桂林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桂林法专，1931年秋转入厦大法学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激起厦大师生的义愤，厦大师生组成义勇军和救护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民族危亡、山河喋血，身为法学院学生的易元勋与同学李治年、图书馆职员秦贤行等人放弃在厦读书工作的优渥条件，点束戎装，北上抗战。1933年2月5日，厦大抗日救国会为三人举行了隆重送行仪式。送行队伍乘车出校，绕当时的大学路、思明路、大同路、厦禾路、中山路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震动厦门社会，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易元勋北上后曾在给同学的信中说：“现在救国方法太多，各言其是，致使青年们无所适从。我们当学生的只有两条路，一是从学问上努力，预备将来发愤图强；一是立刻跑到前线（为国杀敌）。”易元勋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后者。

沿途宣讲 “在长城寻拼命处”

1933年《厦大周刊》第十二卷刊登的《北上抗日学生之报告》中显示，易元勋、李治年、秦贤行等人出发后，一路坎坷。李治年因在船上积极演说，“以致海风由口中入肚”，染上风寒；后船行至天津大沽口时，又因船重水浅，搁置海面三日难以通行，易元勋三人不得不换乘火车前往河北海阳。在陆路上，3人隐藏身份，“以防汉奸所害”。

易元勋一行人在船上瞭望山海关城楼，悲叹“已悬日寇国旗”；在宣讲时因与一乡人相谈甚欢，志趣相投，而对抗日信心倍增，感受到“中国人心未死，前途尚有可为”，遂发出“我后方志士，速即团结，共赴国难，则中国前途实可望”的呼吁。《北上抗日学生之报告》因此开篇就感慨道：“痛哉山海关已高悬日旗!醒乎咱们共杀日本人去！本校学生李治年易元勋及职员秦贤行等北上参加抗日……”

1933年2月26日，易元勋一行几经辗转，最终抵达河北海阳。3月20日，三人由海阳前线随军西迁滦县（今河北省东部）。他们随军身赴第一道防线，在冰天雪地的战壕中、在人头攒动的市集里，易元勋三人抓住一切机会散发传单、演讲、开展抗日宣传。

据厦门《江声报》报道，易元勋等人曾写信回厦门，称滦东一带“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无事可做”“决于明晨驰界岭口参加工作，因该处战事极为猛烈故也。”位于河北秦皇岛的界岭口在历史上曾是和山海关名气相当的长城雄关，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控制着东北通往华北的交通要道，对于阻止日军南下和保护华北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资料显示，1933年3月11日，日军进攻此处，守军英勇抵抗，不支后撤。16日守军反攻，夺回左右两翼阵地，拉锯战十分激烈。

正如当年《江声报》《南洋商报》标题所写的那般——“厦大生李秦易在长城寻拼命处”，三人主动去条件最为艰苦、形势更为险峻的地区，只为“不与初志相违”。

燕北捐躯 鹭岛追悼扬悲风

不幸的是，李治年、秦贤行不久后就从前方传来噩耗：易元勋于1933年4月15日在河北滦县执行任务时，不幸倒在日寇的枪下。牺牲的消息传来，厦大师生、厦门各界无不悲痛惋惜。《厦大周刊》为此号召学子：“完烈士之遗志，继续奋斗，务使日寇敛迹，还我河山。”为缅怀英雄，厦大曾计划为易元勋铸造一座铜质纪念碑，但因时局动荡，没能达成。

1933年5月29日上午10点，厦大在群贤楼大礼堂为易元勋举行追悼会。厦门各机关团体和学校共400余人参加，礼堂悬挂有易元勋的遗像，“两旁悬满各机关、社团、学校挽联、挽轴数百”，现场“颇为悲壮严肃”。

易元勋的牺牲震撼了当时的厦门社会，《江声报》这样评价他的离去：“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不死，能向前做去，则遭逢如何危难，此种精神是依然永久存在的……易君此次就是抱着这种精神去奋斗、就是为此牺牲。”

《江声报》在报道追悼会一文的文末，对易元勋的生平做了简要介绍：易元勋原籍广西桂林，兄弟四人，牺牲时父母均健在，家中“尚有娇妻及二幼女”。

不过，厦大为避战火，1937年内迁长汀时资料档案有所丢失。目前，厦大档案馆只有图书馆职员秦贤行的一张教职登记表，易元勋、李治年的档案不知所踪。但是，在1932年9月26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292期）刊录法学院一至三年级30位学员的名单，其中确有易元勋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