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春秋中期县较为多

至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经多了起来｡楚国县的长官称为县公,也称为尹｡楚县长官之所以称为公,是和楚国的官制分不开的｡楚国的高级官吏大都称为尹,如令尹就是楚国最高官职,其次尚有左尹､右尹､箴尹､连尹､宫厩尹等｡楚国县尹的地位仅次于楚国的令尹和司马,县尹可直接升为司马｡

晋国设县也较早｡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公元前635年,晋国的赵衰在原这个地方做大夫,狐溱在温这个地方做大夫｡晋称县的长官为大夫｡原大夫､温大夫即原县､温县的大夫｡当时还没有“县”的称谓｡

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文公执政时期的重臣先茅,是当时的军事统帅,为晋国立下许多功勋,其家族因此飞黄腾达｡

公元前627年,晋文公之子晋襄公赐封“先茅之县”,先茅受赐之县在今山西省平陆县的茅津渡｡这是晋国见于记载的设县和置县大夫之始｡从此晋国有了“县”的称谓｡

晋国在春秋中叶已较普遍地设置县｡当时晋国的常常作为私人采邑｡比如晋平公时韩氏已有7个县,羊舌氏已有两县,晋全国已有49个县｡县之别于一般采邑者,大概比一般采邑大,出得起重赋｡这里“县”与大家､强家互称｡

晋国对于他国来奔的人的赏赐,也以县为单位,更可见晋在春秋中叶置县的普遍｡至春秋后期,不仅晋国国君已掌握有很多的县,强大的大夫随着权力的增大,也已辖有若干县｡

春秋初年,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集权,强化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作为卿大夫的封邑｡

春秋时期的县同卿大夫的采邑已有不同｡卿大夫的采邑,只要不是夺爵灭宗,总是代代世袭的｡县大夫虽然也有世袭的,但它则经常更换｡

此外,县之不同于封邑者,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一方面便于君权集中,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边防｡

至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一些诸侯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地主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组织｡同时,由于县的普及,原来国与野的分界,也在逐渐消失｡

虽然战国时期的县已成为较普遍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不过这一时期的县与以后的县并不完全相同｡

一是保留着分封制的残痕,如君主可以把县赐送给臣子,县尹可以世袭等;二是县的规模相差悬殊,大的如秦､楚灭了一国置一县,甚至灭了陈､蔡这样的中等国家以后也以一国置一县;小的如齐国的县,大致是一乡置一县｡当然,那时最多的还是以一邑之地置一县｡

春秋战国时期郡出现,最早的关于郡的记载见于《国语·晋语》｡晋国公子夷吾对秦公子挚讲,晋国犹如秦国的郡县｡这是公元前651年的事,说明秦国在公元前651年即春秋前期已置有“郡”｡只是当时郡名还很少见｡

郡一级行政区划的设置,主要为满足军事防卫之需要,各诸侯国开始在边远地区置郡,由国君的重臣率军驻守｡郡的长官称“守”,由诸侯国国君任免｡

战国时期,郡的设置增多｡《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

公元前312年,赵惠文王于“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匈奴传》说,“魏有河西､上郡”,“秦有陇西､北地､上郡”,赵国“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国“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可见,战国时各诸侯国已普遍置郡,且多置于各国的边远地区｡

县和郡均出现在春秋前期,但是设郡晚于设县,而且在春秋时代郡的地位低于县｡这并不是县大郡小的缘故,主要是由于郡置于比县还遥远的边荒之处,地广人稀,经济开发程度低于县,相对来说不如县那么富裕｡郡､县也就有了好､坏的分别｡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遍地烽火,边地和内地､荒僻地区和富庶地区的差异缩小,而且几个强国不断向外拓展,所以边郡日益增大,地位不断提高｡边地郡大,逐步地在郡下分置数县;内地事多,在数县之上逐步地置郡统辖,渐渐地形成郡统县的两级行政区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