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材晋用，为何楚国比晋国存在时间长

晋楚两国的体制非常不同，也各有优长。楚国的内斗实际上没有晋国残酷，其王室的号召力也远胜自己把自己灭族的晋国公室，所以能够凭借传统的威力屡仆屡起，甚至在被秦国消灭之后，还能灭秦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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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材晋用”这一典故，来源于春秋中期，蔡国大夫声子与楚国令尹子木的一段对话。

子木问晋与楚两国的大夫相比，哪一边的更贤能。声子的回答是：“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才，晋实用之。”

这段对话反映了楚国人才外流的无奈。

然而，纵观整个春秋战国的历史，晋国虽然用了不少楚国的人才兼拥有更贤明的大夫，最后却被“不那么贤”的卿家给下克上了。

而楚国，则长期保留着王室近亲执政的传统，虽然看起来内部晋升渠道没那么灵活，但还是差点就看到了战国的最后一刻，借助秦末起义浪潮复国以后，甚至反杀了秦国。

楚材晋用的原因

那么，“楚材晋用”与楚国的八百年长寿国祚，又在领导力方面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要看看两国的动乱岁月。

晋国的主要动乱，除了春秋后期到战国初期的诸卿族内乱（春秋后期诛灭范、中行二家与战国初年的三家灭智氏）以外，就是春秋初期的曲沃代翼事件了。

这场延续了67年的内乱，起因是晋昭侯不顾宗法制经济考虑，分封叔叔成师于曲沃这个大于国都翼城的城邑的行为，这也可以参考郑庄公封共叔段于这个“都城过百雉”的大城的行为。

这场斗争，不仅是晋国内部的斗争，也引起了其他诸侯以及周王室的注意。可惜最后深孚众望的翼城正统派，还是在曲沃派首领武公的武力打击兼对其他诸侯的银弹攻势协同下灭亡了。

随后到了献公时代，献公又对同出于曲沃派的各家“桓庄之族”进行了灭族打击。

晋献公果然很献

从此以后，晋国就基本上靠各卿族集团佐助国政，各卿族的特点是，不强调与公室关系，而是经营自己的家族势力，而且其中外姓家族不少，譬如赵氏、范氏。

当然，也有卿族化了的公族韩氏（“桓庄之族”中因远离国都而产生的孑遗）的位置，还有更远支的卿族化公族栾氏、郤氏参与其中。大夫化的远支公族，如羊舌氏、祁氏等也有其帮忙或帮闲的功能。

到后来晋文公又创立了军政合一的“三军六正制”，让各家卿族族长各司其职、竞争上岗。虽然，晋国采取了同时代华夏世界流行的世卿世禄制度，等级森严，平民及奴隶子弟难有出头之日。

不过，这样一来，虽然促进了上层卿家的家族性私心膨胀，产生了郤氏发私兵讨伐齐国这种有害国际关系的事情，但对于中层的大夫集团而言，则促进了分工的明确化，这就是“大夫则贤，皆卿材也”的基础。

反观楚国，楚国的动乱岁月，集中在康王死后至平王即位这段“拜璧诸子纠纷”的时代。其特色就是居高位的王族近亲，各结私党，趁着机会就做掉国君趁机上位。

而各个上位的王，在上台之前，都在楚国身居卿位，其中官位最高的一个便是郏敖在位时期的令尹公子围（楚灵王）。

这种直截了当的上位模式，也与晋国卿大夫借弑君手段扶植合意国君（晋成公、晋悼公）上台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往往只干掉国君本人和若干近亲，而后者还需要清洗国君的近臣集团（如晋厉公身边的胥童之流）。

这也反映了楚国更接近于一个霸道总裁领导的集团，倾向于选择集中式的领导模式，而晋国的国君，则只是世袭董事会主席，倾向于选择分散式领导的事实。

而楚国称霸，也正是靠楚庄王这种卡里斯马式领导者清洗掉斗氏这个潜在的晋国式卿族以后实现的，日后楚国“三闾”中资格最老的屈氏，也只不过算是一个晋国式的大夫家族。

从最有能动性的中层员工（大夫）的角度来看，无疑晋国的领导模式更有吸引力，可以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造成了“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

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分散式领导模式的好处尤为突出。譬如在鄢陵之战时，晋厉公就肯接纳被晋所用的“楚材”苗贲皇的建议，适度减弱中军以加强两翼，以促成对楚军亲兵的突击，这就建立在信任部属，适度分散权威的基础之上。

反观楚军，则只信任楚王的亲兵，所依赖的助手，也仅仅是不堪一击的郑国，四边弱而中心强，岂能挺得久？

后来楚国面对吴国的西征大军时，统帅令尹囊瓦就想要极力控制战局，还屡屡干涉下属各部军的动作，体现了集中式领导权威的作风。

这样，楚军的战力发挥，就变得僵化，囊瓦“下岗”后，楚军各部因为先前缺少独立性，所以后来也缺少自我动员能力，就变成了无头苍蝇，于是连续五次被吴军痛打。

楚国发挥了传统的威力

晋、吴两国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这段时间，还都走上了国土扩张的道路，把原先自己周边的属国，无论是听话的还是不听话的，都灭了或削弱了一些。

不过，晋国的表现形式是以卿家为主导，各卿家削弱周边诸侯或戎狄部族，以分赏手下部众，以加强其在晋国国内内斗的本钱。

譬如智伯灭仇由、赵襄子灭代、中行氏与赵氏在华北平原的“东阳”地区与鲜虞中山国的几轮打斗，其利在于能更好地凝聚各个卿家的人心，弊则在于各家忙着内斗难免会给被打击对象留下漏网之鱼，中山就是借着晋国内斗与后来的三晋内斗才活下来的。

而楚国则主要体现为增强暗里和晋国争斗的势力，譬如楚灵王的灭陈蔡之举。

但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作风，也会为其他国家所利用，吴军五战入郢的壮举，所依赖的助力，也正是被楚国严重欺压的唐、蔡二国。

楚国的政治架构的特色是重用亲族乃至近亲，统治阶层更封闭化。毕竟，楚国八百年来，辅政之官令尹，非出于芈姓宗族者，仅有彭仲爽、吴起、李园、吕青四人。

这四人中，彭仲爽是文王草创事业时招纳的申国俘虏，吴起算是悼哲王信任的高级经理人；李园是外戚，也是借亲族春申君之光上位；吕青则是秦末的江湖豪杰，属于特例中的特例。

而晋国，则更看重卿族的传统与职分，辅政之官中军将，则多次出现赵氏、中行氏、智氏这些外姓家族中的人物，确实开放性更强。

不过，相比于楚国而言，晋国，以及晋国的学生吴国的领导模式，都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缺少一位具备模范带头作用的精神领袖。

可以说，晋国自文公重耳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有个性的领导人了，国君要么像灵公、平公一样面对卿族当花花太岁，或者是像襄公、悼公一般打得一手好太极。

反观楚国，则先后出现过口才兼表演大师庄王、折而不挠礼贤下士的昭王、宁死不屈的怀王这样具有精神带头作用的领导人，无疑为楚国的团队增添了不少力量，增加了臣民的归属心。

春秋影帝楚庄王

这，就是让钟仪、申包胥、屈原这些楚臣虽经历患难，但却一直“楚心不死”的关键。也是让原先楚国的平民陈胜、刘邦在秦国治下走上反秦道路，完成“亡秦必楚”大业的秘诀所在。

在宗法意识方面，自完成曲沃代翼的武公薨逝以后，国君登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朝拜武公之庙。

武公以小宗取代大宗，上位后还把翼城派国君的坟墓和宗庙全都毁了，相当于新建了一个不同于唐叔虞之国的晋国，他固然是能者为大思想的榜样，但这也制造了一种历史的断裂，为后世的卿大夫下克上，最后三分晋国提供了思想基础。

而楚国，则一直强调古帝高阳氏的血脉，意识形态统一性比较高，相当于美国保守派所提倡的“山巅之国”理想，所以楚国也能保全到战国的末尾，乃至最后反杀秦国。

楚地巫教传统的力量

支撑着屈原等良臣

最终反杀秦国并重新底定天下的刘邦，身边最重要的大臣，也是一个晋人参谋部长（张良），一个楚人后勤部长（萧何），而西汉政权内外政治操作灵活多变，也能借反秦革命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也算是晋与楚领导模式综合后的表现。

总而言之，虽然晋国在战略战术方面灵活多变，胜于楚国，这也是其分散式权威领导模式的长处。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晋国过于现实主义，缺少凝聚人心的工具，所以国祚赶不上楚国。

如果二者得以综合，融实用主义与中心化的精神认同于一炉，才能创造出更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