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一人之力成就文化盛世，用尽天下奇才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盛世，是历代都有共识且被历代推崇的，陈寅恪先生就高度概括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为什么能成为历代首屈一指的文化盛世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建此功于一代者，非宋仁宗莫属。

有人或许会说，一个朝代、一人之力就能成文化盛世，太夸张了吧？

一点也不夸张，请让我一一道来。

我们知道，无论怎么高深的文化，那都是人创造出来的，“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文化，那都是成百上千的宋朝文化人创造出来的，人，才是文化的根本，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化人的多少，和名声的大小，直接反映这段时期文化的高低。

宋仁宗之所以以一守成之君而跻身于宋朝最有名的皇帝之一，关键的关键，就是他发现和重用了许多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以文化出道，以文化入世，以文化入仕，以文化扬名，是他们组成了宋朝灿烂的文化星空，成为了星空中最耀眼的明星。

宋仁宗赵祯，太宗之孙，真宗之子，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42年，崇尚文化，奖引人才，不遗余力。

仁宗在这42年的皇帝生涯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独具慧眼，为宋朝挑选和重用了一大批光耀千古的人才。

比如，他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和人事任用，使一大批有才学、有能力的人站在台前，有了用武之地，单是仁宗一朝后来成为名臣的人就有：吕夷简、范仲淹、包拯、蔡齐、陈尧佐、杜衍、庞籍、孔道辅、余靖、韩琦、富弼、文彦博、种世衡、狄青等等，随便拿出一个，就是一大堆故事和传奇；

仁宗通过科举考试发现使用，后来在宋神宗甚至宋徽宗朝前期有过影响的人有：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范纯仁等等；

文学上的人才有：晏殊、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张先、柳永、梅尧臣、黄庭坚、文同、宋祁、苏舜钦等等；

书法：宋四家中的苏、黄、米、蔡，苏轼、黄庭坚、蔡襄三家，都出现在仁宗一朝，蔡襄还被宋仁宗重用为副宰相（参知政事）；

宋朝有名的理学家，除了朱熹以外，其他名人几乎全生活在仁宗朝，全在仁宗朝出名，先师级的人有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张载五人，全部出现在仁宗时期，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至今还让人振聋发聩；

哪怕是科学方面，宋朝最有名的人也出现在仁宗一朝，如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制造世界上最古老天文钟“水运仪象台”的苏颂，发明指南车、记里鼓、莲花漏等仪器的燕肃等；

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艺术人才，如画家、工艺美术家、工匠等等，不计其数。

如果少了这些人，宋朝的文化盛世将要打一个大大的疑问号。也就是说，宋朝的文化盛世，绝大部分人才和成就，都出现在仁宗一朝，这些人才真是闪耀古今，至今还让人如雷贯耳。因此，明朝李贽便评价仁宗一朝，真是“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宋仁宗因此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宋仁宗虽然发现和重用了那么多光耀千古的人才，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盛世，但就个人来说，宋仁宗却是个十分窝囊特别窝囊的人，窝囊到什么程度？这个人，当皇帝本是九五之尊，但他却在老婆面前支支吾吾，在大臣面前唯唯诺诺，人家骂他一句，他气得浑身哆嗦，还不知如何回击，实在窝囊。

举个例子：当时，他宠幸张美人，张美人的伯父张尧佐在地方工作多年，任过封疆大吏，在中央也工作多年，是个有资历、有名望的大臣，张美人的父亲去世早，一直是伯父照顾，心存感激，当然，也有借伯父增加门楣的意思，有一次便请求仁宗给伯父加封一个宣徽使，所谓宣徽使，就是名为“使相”的荣誉职务，并非实职。

按说，一个皇帝宠妃的伯父，本身有资历、有贡献，加个荣誉头衔，不算什么出格的事。但仁宗处理国家大事，比如这种人事任免之事，都会把大臣们叫来一起，朝堂公议，当面商量。仁宗第一次提出加张尧佐宣徽使的动议提出后，大臣们以资格不够为由，就否定了，头一年没通过，仁宗没说啥。

第二年，在张美人“枕头风”的吹拂下，仁宗又提出了要加张尧佐宣徽使的动议，而且，仁宗上朝前，张美人还反复请求仁宗“千万别忘了宣徽使”。仁宗因此上朝时提出了此议，谁知刚一提出，时为御史的包拯马上站出来反对，理由说了一箩筐，说到激动处，唾沫星子还溅了仁宗一脸，让仁宗特别难堪，最后，又不得不收回成命。

宋仁宗办完公事回后宫，张美人马上上前打听消息，问宣徽使如何了。宋仁宗正在用袖子擦脸上包拯的唾沫，听到张美人问，生气地说：

“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一副无奈委屈又气愤的样子。

这就是仁宗办事的方式和状况，哪有皇帝的威风，窝囊得很！

然而，正是这种窝囊，让他成了天下第一仁君，从不以权压人，从不固执己见，从不以权势推动有失公平的动议，从不以枪杆子为后盾逼人就范。

所以，在仁宗一朝，凡事朝堂公议，当时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廷论“，大事与大臣们一起讨论，研究决定，能过即过，反对过多，马上作罢，这样的处事方式，使很多事情实现了公平公正，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待遇上，都能过得了堂，因此，很多人才便在这种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下得以脱颖而出。

人才如何兴盛？走后门的少，拉关系的少，买官卖官的少，人才就有上升的渠道和作为的空间，凡事言路不畅，显位权力瓜分，人才便无上升通道，人才便凋敝不显，文化的盛世根本不可能出现。

所以，表面窝囊的宋仁宗，其实最知权力运作的诀窍，既广开言路，又申通人才渠道，只有这样，国家才会人才济济，文化才可能到达鼎盛。

故王士祯感慨道：“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仁宗看似窝囊，皇帝却当得比任何人都好；宋徽宗会诗、会文、会书法、会玩乐，最后却亡了国，可见皇帝当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