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们这样走来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作者：张曼菱

《光明日报》（ 2023年09月01日 15版）

1981年春，作者在北京大学未明湖畔。

又是一年升学季。

以前写过一些关于高考的文章，回忆的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大惊大喜，写时代对我们这代人的慷慨赐予，仿佛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惊涛远去，自有归处，而细节，犹如大浪淘沙后平静的水纹，是我们自己的“私人史”。

1977年，恢复高考。

那个时代有个口号：“人生能有几回搏？”

我在自己居室的墙上贴了两张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历史大事年表贴在床前，一张是世界史，一张是中国史。数学公式、三角函数的数值，临近考试的那几天再重点背。

那时，单位派我去参加“农业学大寨”。白天我推小车运土，晚上回来温习。

母亲买了牛肉，切成小块，用酱油烤干，放罐头瓶里。晚上我嚼着看书，不瞌睡。

窗前放着一对哑铃，上肢运动能使大脑清醒。

去照相馆，告诉师傅，拍一张准考证上贴的照片。师傅说：“放心吧。”照片提前取到，一看，果然秀丽端庄。后来北大招生组组长赵老师说：“一见照片，就让人喜欢这个学生了。”

中学一派活跃，各个学校纷纷寻找往日的得意门生。

我的母校昆明市第二十四中学地处偏僻的西郊，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学校”。我们成天在小河边温习，在田野里小憩，作业本常被风吹到水里。正是这种“风餐露宿”的习惯，使我在下乡后也能在鸡犬相闻的环境里读诗书。

我跑回学校向老师们借书，那时教科书已经是“洛阳纸贵”。教历史的孙老师主动说，他上我家来，为我讲三天课，保证我抓到重点。

我捧着代数书和几何书回家，想起了曾老师。最后一次在路上遇到他，是当知青的我回来探亲时。曾老师哀伤的目光注视着我：“张曼菱，你在下面，要抽空翻翻书。不要忘记了！”我茫然地点头，心里却想：“这有什么用？”那时候我们想的是如何回城，还有户口、粮食，至于代数、几何，离我们何其远！不久，就传来曾老师逝世的消息。一位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老教师，最后牵挂的还是学生，他对未来是有预见的。

未来，真的来了！曾老师对我的牵挂，成了我温书备考的力量。后来，当我得知自己的数学是文科考场里的最高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曾老师，我想告诉他：“学生没有辜负您！”

考试是需要有些准备的。大事当前，要预演。卡洛斯·克莱伯是卡拉扬之后的又一位著名指挥家，他的指挥充满激情，他坦承自己对着镜子预演过。

考试的前一天，我在上班，抬着大扫帚扫操场。一位年迈的教师走过来，关切地问我：“你有没有去看一下考场？”我愣了一下，还需要提前去看吗？事实证明，非常有必要。

我的考场在昆明市第八中学，这个中学的门口我经常路过，但那天走进去却是第一回。一看，各个楼已经贴上了鲜明的标识，第几考场等等。绕来绕去，我才找到了自己准考证上的那个教室，隔着玻璃窗望进去，里面每张桌子桌面的左上方贴好了考号。我也大概知道自己坐在哪里了，那个位子够敞亮。

进考场考试那天，就听见很多考生在焦急地询问教室在哪儿。我则胸有成竹，停好自行车，走进自己的那个教室，心理上多了一重优势。

我的座位后面是一个年纪比较小的考生，开考后只听见他的笔像鸡啄米一样发出声来。旁边的老师说：“不要紧张。”我很想告诉他，不如先拿张白纸画一只鸭子什么的，让手放松下来。

第一天上午考的是数学，下午考完我取自行车时，有几个监考的老师对我指指点点，听见他们说：“就是她，数学全做对了！”呵，他们一面收卷，一面已经抢先阅卷了。

记得监考的老师总是多给我稿纸，最后才来收卷子。一个教室的人都走光了，他还说：“多看看，多看看，不忙着交卷。”我不敢抬头，我知道，在他的眼睛里，一定写满了期待。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人才的培养有一种如同传接力棒的优良传统。现在人们都传颂着西南联大“弦歌不辍”的丰功伟绩，可是人们想过吗，正是战时那些中小学校艰难转移，从不放弃，输送着一批批少年，西南联大及其他战时大学的新生才会源源不绝。辛辛苦苦而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育，是人才链的起始点。

父母问我：“考试的那三天，想吃什么饭？”我说：“鸡汤米线。”于是，父亲起早去买汽锅鸡，母亲加工米线。

后来父亲对我说：“排队买汽锅鸡的时候，我后面有一个人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当时心中一动，想要是能考上这所大学就好了。没料到，你竟然就上了北大！”

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日子是难挨的。片区里录取通知书都发放完了，没有我的事。我径直去五华区查问，一报名字，人家说：“就剩你这份了。”

“重点大学的都要到区里领取。”办事员拿出一个大信封，上面印有“北京大学”。

骑上自行车，我撒开双手冲下了武成路的陡坡，唱着：“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写的正是这样的捷报。

家人听到一连串上楼的声响，知道我必是“得胜回朝”。进家门，将怀里的信封抽出来往床上一甩。父亲立即打开来，哇，一厚沓，什么新生欢迎信、转户粮关系的证明，连行李标签都备好了。

那是1978年秋天，家里开始给我准备北方过冬的衣服。此前一直没敢准备，怕考上北大是种奢望。母亲拿出她新织的毛线裤，我推拒，我知道她冬天腿疼。可是我不会说好话，只会说赌气的话：“这么红，我不穿！”最好的衣服是一件驼绒大衣，那几乎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在南方穿的小棉袄，母亲又赶着缝制了一件带墨绿菊花的罩衫。其实最冷的是脚，招生老师告诉我要买毛皮鞋，但昆明没货。后来到了北京，我嫌贵，便买了双大棉鞋，我们叫“大头鱼”。我穿着这双鞋跳舞，当了四届的文艺委员。

夜色中，父亲和妹妹把我送到车厢。我乘坐的是硬座，带着奶奶的旧木箱和父亲的一个布面旅行袋，旅行袋上打了补丁。从窗口望出去，昏暗的灯光下站着父亲和妹妹。我就这样离开了家园。

从贵阳上来了一个“大脑袋”。车上有《人民日报》，显著的版面登着照片，说北大录取了一位鲁迅研究者。有人指着报纸说：“钱理群！”我上前去问，果然是他。

毕业后我和钱理群有很多交流，有一次他对我正色道：“你不能叫我钱老师，我们是同一年入学的。”我说：“好，就叫师兄。”于是称之为“理群兄”。

进北京站，看到各个大学欢迎新生的红幅标语，气氛热烈。找到北大的桌子签到，那个帮我拿行李的男生说：“我也是新生，昨天到的。”

新年晚会上，我登台唱了一曲《小河淌水》，因此出名。到图书馆有男生让座，说：“你的民歌唱得好。”我笑笑。在遥远的云南，我曾作为一名工人为新生布置欢迎会场，当一切就绪后，我突然站到台上，预演了一曲，唱的就是这支云南民歌。我幻想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迎进大学。那时是在医学院当工人，每年为新生发家具、搬铁床的都是我。随“开门办学”的医生们下乡去，我管中药房，采药，制药，学了不少本事。假如没有高考，我可能会成为一名自学成才的中医。

记得我几乎和所有教我们的老师辩论过——当时的教材还是旧的，很多已经不符合新的时代精神，但老师亦不得自行改动，于是成为我们的“靶子”。在校园里，我们这批学生几乎是“哪儿敲锣哪儿到”，唯恐错过了什么时代的大节目。好在学校对我们相当宽容，老师们见多识广，分外慈祥。

北京大学的校徽戴了一年，我有了一个男朋友，是中国社科院的“红学”研究生，在他的“敲打”下，我没那么浮躁了。同学们也一个个沉潜起来，寻求各自的专业与爱好。

百废待兴，期待人才。我们不再是“愤青”，建设祖国可不是头脑一热的事。学海行舟，校园四处是读书人。夜间宿舍关灯，人人都装了自制的小台灯。蚊虫飞袭，路灯下还站着捧书人。老师们在课堂上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

正是在这时，中国女排成为全国人民的一盏心灯。她们是从“0∶2”翻身的。于是我在一张纸上写下“0∶2”，贴在床头。然而我是“输家”，写了两个中篇，都没能发表。

每天早上或下午，我都要去学校的体育场跑两大圈。体能，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很重要的。我是中文系800米冠军，无人能敌。我喜欢接受挑战，不害怕挫折，这样能变得越来越强大。

一年后，我扯下了贴在床头的那张“0∶2”，终于“2∶0”了！两个中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和《云》，在1982年的春天连续发表于当年的《当代》第3期、《收获》第4期。

毕业前，我正在校园里四处跑，办离校手续。几个电影厂的人找来了，在宿舍里等我。我的处女作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最终由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那个剧组的班底是与我同届的大学生。

毕业后我分配到天津文联，从此有了工资。父亲却有些失落：“今后再也不用去邮局给你汇钱了。”

四年里，我的生活费都来自父母的汇款。邮局那个柜台的营业员已经熟悉父亲，每个月都会看着他用帅气的钢笔字写下“北京大学中文系 张曼菱收”，十分仰慕。父亲总会与人家寒暄一番，乘兴而归。

这大概是我此生带给父母最大的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