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穷的一种官，赚的还没有花的多

自古升官发财都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寒窗苦读数十载，为的不就是能够金榜题名么？当官意味着高官厚禄，所以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古训。哪里知道，明清两代的官越做越穷，明太祖朱元璋是苦出身，家乡闹灾荒的时候父母因为地方官中饱私囊、赈灾不利，活活被饿死了。因此朱元璋对官员自带仇恨，坐天下之后有心刻薄官员，制定了有史以来最低的俸禄。

明朝初年，当官的日子是很惨的，钱少活累不说，还和容易触犯律法。法都是朱元璋一个人定的，他弄得异常苛刻，动不动当官的都犯罪了，重则被杀头，轻则披着镣铐在办差事。底薪制是明朝的祖制，早年朱元璋抓贪污腐败抓得紧，连嫡亲女儿的驸马爷也杀得。因此，当官的穷就穷点了，还不敢伸手，脑袋毕竟比较重要。但是后来制度有所松动，明朝也开始有贪官出现了。

大家都说明朝亡于党争，清朝亡于外患，其实大清从嘉庆年间开始就出现了衰败的气象，所谓的末世征兆嘉庆皇帝都感应到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表征，贪官太多清官太少。都知道康雍两朝清官还是比较多的，贪官开始大量出现其实从乾隆晚年开始的，因为乾隆他老人家操劳了大半辈子，励精图治的那根弦开始放松了，皇帝老儿开始贪图享受，各地心思活络的大员开始进贡媚上了，官场的风气一败涂地。

饶是如此，大清官员队伍里还是有一种特别穷的官员，他们简直就是穷得叮当响。生活在天子脚下，却全年靠着借贷过日子，有些人死要面子活受罪，还要摆排场，经常拆了东墙补西墙，饿肚子是在所难免的。京官是面上风光，实际上一个七品外官令收入在1000两以上，而同级的京官不足100两，这么一对比，就明白京官是有多寒酸了。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一品大员才一百八十两的俸禄，还有一百八十斛米的补贴，按照品级以次递减25两，九品芝麻官年俸才三十一两。

京官俸禄低，偏偏排场还不能小，要租凭一套跟自己身份匹配的轩敞大宅，要雇佣一班随从人马，衣食住行都是要钱的。大清的京官至少有一万人，除了为数不多的一二品大员之外，中下级小官占大多数。那时候的人留下了不少笔记资料，里面小京官的窘迫生活比比皆是：

清代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穷京官是不少人嘲笑的对象：“轿破帘帷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饿死也要坐轿子，当官的就不能走路了，就像今天每家每户都要买辆车来撑场面是一个道理的。身为京官，除了住宅和仆从要花钱，维持与身份相当的社交活动，如听戏、宴饮等等，哪样都是钱。当时有一首诗很生动的记录京官入不敷出的生活细节：“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苦京官眼巴巴就盼着冬夏两季的炭敬和冰敬，还有别敬。地方官手头都比京官宽裕，他们随便孝敬一点，就能解决京官的燃眉之急。有个叫李锡彬的京官是河北人，因为结交外官很少，为此经常发牢骚诉苦说：“我家平常不做饭，上下四口人，早上花一钱买开水，早晚两餐四人吃馒头四斤，加上点葱酱小菜。”

最惨的京官，连京城里租套房子都混不上。有个叫刘光第的京官，在京城里连房子都租住不起，不得已在远郊盖了个破房子，还用篱笆围起来。孩子自然是请不起西席的，他索性自己教，总算是进士及第的人，水平总不会太差。最惨的是，他连官员的体面都讲究不起来，每天步行十公里去上班，整整十年都买不起一套衣服，妻儿身上衣服破烂跟叫花子一样。家里来了客人，只能沽一点白酒，煮芋麦招待。

大家可能看出来了，小京官没有家底，那是要穷死了。那么那些一二品大员，就风光了吗？未必，他们也是靠借贷度日的。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当京官十几年，一次湖南老家都没有回过。为什么？穷呗！他每次思念堂上的父母，很想回家看看，但是想想京城里面欠债将近一千两外债，回家路费又是几百的大窟窿，只有作罢了。有一年，他得到了皇帝外派的美差，发了一笔横财，才把京城十几年的老账结清了。这下他有路费了，正准备回家探亲，就接到了母亲过世的消息，这可真是太惨了。

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替京官们算过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进。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京官一年财政赤字是二百两，官当得越久，窟窿越大。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进京当翰林，来的时候本来带了一大笔从家乡筹集的银子，可是一年过去后，就花掉不少。道光二十一年，他开始有赤字，借了别人的50两银子才能过年。越往后面，越借越多。

京官穷怕了，打起秋风也个个都是高手。门路多的外官门手指缝里漏下一点，都够京官们欢喜半天。”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除了这三敬，京官还很爱参加团拜。所谓团拜，可不像今天的单位搞活动犒劳员工，而是同年同乡官员的聚会，自然是外官接机打点京官。因为京官毕竟在京城里，能够替外官说得上话。

穷则生贪，不少把持不住的京官，就把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有个叫柴潮生的御史就曾经在笔记里说过,早在康熙年间,地方私征火耗,并有陋规匿稅,上司于此分肥,京官于此勒索”。就是地方征收实物赋税或者贡品，地方官以火耗为借口，私下扣留了不少。这笔钱自然不是独吞的，还跟京官一起分赃。

冰敬、炭敬、别敬不够塞牙缝，京官逐渐向外官伸手。这就成了“勒索”，道光年间有一个叫张集馨对京官的贪婪很是反感：:“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陌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他还详细陈述自己出任外官之前留给京官的别敬：“余道光年间初任朔平守,未曾留别,但应酬师门而已。陕西粮道出京留别,共费万七千余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别,一万三四千金。贵州藩司出京,一万一千余金。调任河南藩司出京,一万二三千金。而年节应酬,以及红白事体,尚不在其内,应酬不可为不厚矣。

队伍乱了不好带，清朝的低薪制滋生不可扭转的腐败。有的京官一旦获得出京外放的职位，可不是变本加厉的收刮地方吗？大清官场吃拿卡要贪太正常了，但是也有人能够恪守节操，一辈子不沾一个贪字的。曾国藩早早立下“不靠升官发财”的誓言，他说到也做到了。当京官的十几年里，他几乎每年都靠借债度日，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得了一份去四川当乡试主考官的差事，他一下子有了几千两的进账，把在京十几年的一千四百两的账目还清了；他还往家里寄了六百两银子，帮家里还债。

终曾国藩一生，他的清廉是问心无愧的。他没有贪过一分官款，生活简朴如同老农，后来成为大清第一等的忠臣，鞋袜还是由夫人和媳妇制作。他死后，只存了两万两银子，有的读者认为这很多，其实这一笔银子办完曾国藩的丧事后，曾家就不剩下什么家底了。后来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生病了，还不得不问人借钱看病。曾国藩当过穷京官，也当过两江都抚、直隶都抚，作为地方大员，他没有伸手捞过钱。

可见，大清的制度虽然有漏洞，人心不古才是最大的问题。除了曾国藩之外，也有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大多数人随波逐流，能贪就贪，也有人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保持做人的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