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军队解决排泄问题，猪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动辄动用几十万大军大气磅礴的古代战争，军队里是怎么解决上厕所问题的呢？

自古至今，排泄都是人生大事,上不了话题的。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话题，古人往往语焉不详。哪怕遍读史料也很少能从古籍中看到只言片语。问题在史料中描绘的百万大军相互攻伐的波澜壮阔背后。他们是如何进行后勤保障的？古代的军队是否也会修建公共厕所呢？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聪明的古人便已有了军用厕所的记载。著名军事家墨子军事学著作中，便有了对军用厕所的具体描述是“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以守城名闻天下的墨家弟子所设计的军厕仅仅是用守城的场景，看来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如厕就已经上了楼，上层如厕，下层养猪，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对牲畜的运用就已炉火纯青，生态养殖的雏形也始于此。

以圂为厕在秦汉时期被充分发扬光大，不仅用于守城，圂厕成了所有部队的标准配置。甚至在“鸿门宴”中都能隐隐约约看到圂厕的影子，如果仔细想一想《史记》中关于鸿门宴的记载，不难发现汉高祖刘邦借尿遁逃走的厕所正是这种圂厕，由此推断，圂厕一定处于项羽的兵营之内，难道刘邦真的是天选之子，可以大摇大摆的在楚军士兵面前离开军营，绝尘而去吗？

让我们把视线转会鸿门宴的当晚，拨开历史的迷雾来一起分析一下汉高祖是怎样虎口脱险的吧！作为排泄功能的圂厕势必不会设计得十分密封，毕竟还需要有良好的通风来对厕内污物进行排空，那可以想象承载数百士兵排泄任务的圂厕有多么臭气熏天，古人一定不会把这个军营中的臭弹放置在营地正中，大概率是将其设立在军营的边缘，也正是圂厕的位置偏僻才给了刘邦虎口脱险的可能。

上文也说过，圂厕是双层的结构，人如厕的位置势必高于阻挡猪四处流窜的围墙，或许刘邦正是想法设法沿着围墙翻越出军营的栅栏才得以逃出生天。还有一种更为“香气扑鼻”的逃生方法，在圂厕的围墙外，设置了便于人工处理漫溢排泄物的“窦洞”，从这里仓皇出逃或许也会是危机情况下的不二选择，只是不管以何种方式重生为人都有点太过损害高祖爷的高大形象，连作出“史家之绝唱”的司马迁也不敢详细记载，只得含混过去。

到了三国时期，军用厕所更是上升到了与灶同建的高度，由此可见，封建军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不堪，后勤和卫生条例早已形成相关体系。正如《三国志》中记载，“所至营垒、井灶、圊溷......皆应绳墨。”

可这种讲卫生爱文明的优良传统却并没有传承下来。到了人口数量急剧膨胀的唐宋时期，虽然还是会依据军队行进的路线设置厕所，可构造和功能就要随性的多了。唐宋时期的将领早已摒弃先人经过数百年实践最终成形的圂厕，仅仅是挖一个大坑应付了事。人口密度与生活环境和质量是一对冤家，生产力较之古代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可随之而来的人口膨胀，却让唐宋时期的百姓生活质量远远低于秦汉时期。居住在城镇的平民家中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设置圂厕的空地，很多穷苦人家连厕所这一基本配置都已省去，用马桶替代以便节约居住空间，倒马桶这一流传至今的名词这是始于这个年代。

到了元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军用厕所更是消失在了史官的笔下。出生于辽阔蒙古草原的元朝人。根本没有如厕的概念，他们既没有充沛的资源，可以用来搭建厕所。逐水草而居生活习惯也让他们并没有修建厕所的必要，天苍苍野茫茫的蒙古草原就是最大的厕所。

到了元朝中后期，早已被中华文化通话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汉军沿用厕所的重要性，可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越来越大的战争规模，让传统的厕所无法消化如此多的排泄物，在普通士兵并没有相关卫生习惯的古代，无法妥善处置的排泄物成为了蚊虫和细菌的乐园，极易引发军中疫病的大流行。

在对微生物了解几乎为零的古代，军医们却并不知道发生疫病的原因所在。军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传染源，部队过境之处，疫病横行，大军兵锋所指成了百姓避之不及的恐怖地带，直到现代军队的出现这一情况才逐渐缓解。

前几年国家对农村进行厕所革命的政策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就有了雏形，即便敌后战争形势再艰难，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没有放松对敌后卫生教育工作的宣传。逐渐改变了根据地人民上游冲马桶下游洗菜做饭的恶习，并帮助百姓修筑厕所，制定了禁止大小便等一系列卫生规范。如此一来，原本农村苍蝇乱飞，蚊虫肆虐的景象一去不复返，连北平、南京等大都会的卫生条件都比不上地处偏远农村的根据地。

或许真正保障人类社会进步的并不是阳春白雪的诗词歌赋，而是远在田间地头，下里巴人的厕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