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家桥街道历史渊源考

本文转自：铜仁日报

田秋之兄田谷“神道碑”。

当地王氏道光十三年“谱碑”。

邓氏家族第二支迁邵家桥之《族谱》。

从思南县城逆乌江而上，穿过腾龙峡即是邵家桥镇，镇中有街道数条，但询问其设集市自何时起，上了年龄的皆道：恐已有数百年！但究竟自何时开始有集市，又皆不能作答。或问其名从何起，亦是一脸茫然，只知这里的一条水沟上曾有邵姓先辈建的一座石拱桥，似因而得名。因近年来留心方邦文献，并多次向地方乡贤打听，及查阅各类文献，终于知其一二。

本地邵氏家族，是客居思南较早的家族之一，民间传闻中的老十姓，“张、杨、安、邵、李、何、冉、谢、朱、覃”，邵氏赫然在列。传闻早在宋时，安元帅领十大姓来黔南打击叛变的金头和尚，毛坝傩戏传承人胡先生讲金头和尚是任大都、任二都两兄弟，又说叫冉都云，各有说法。战争结束后，各姓皆有封赏，唯独邵氏先辈邵武周和其子邵秉道，看淡名利选择退隐归山，没有任地方土官。在宋末元初，后人落户邵家桥一带，以此为中心繁衍子嗣，定下二十字辈，至今可见者，有的多达二十五辈人，目前孙家坝、塘头、三道水、文家店等地都有其后代，在明朝，就曾设邵氏宗祠于街上。邵家桥建设时间还是很早的，但从目前可见有其记录的文献是在明代石阡知府郭原宾的文章，再是贵州巡抚郭子章的《黔记》。可见至少在万历初年，邵家桥已经形成地名，而且是个不小的村落，由此可见，其历史还可向前追溯。但因《邵氏族谱》我至今未见，建桥碑记无从得觅，还待继续考证。

谈到其名称由来，老辈人讲是因为从珠池坝下来有一道水沟，经过枫香林，两山紧逼，每逢雨水天，沟中之水顺势流向街上，以前大阡、青杠林等处又有水源流向此地，因旧时森林茂密，自然环境没大的破坏，水沟中可以说是经年溪水常流。在二沟交汇处，人们往来自然不是很方便，因此处当时以邵氏家族为大，故由其承头修建。老辈人传说桥体建造宏大，有三个拱洞，在本地石桥中非常少有，故而原来的地名失传，渐而村寨因桥得名。桥的位置就在今天邵家桥中学右边街道岔路口，原来去粮站的那条街街口。小时候父亲讲，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还能看见桥面，不过下部早已被泥沙填埋，究其原因，是清代某次大洪水将原有沟道冲毁，山溪改道所致。又向八十年代曾在碓窝小学读过书的朋友打听，当时已不见踪影，故我们这代人更是无缘目睹了。小时候读书看见街道挖下去近一米，才看见以前的堆土层，青花瓷、残砖破瓦遍地皆是，可知其深埋程度。

按石阡知府郭原宾的《石阡开河议》载：“万历六、七、八年，因思南府属邵家桥、塘头各开场分……”，可知邵家桥镇集市设于万历六到八年间，至今将近四百五十年的历史。究竟为何会设集市呢？这与过去税收有很大的关系，从郭知府文中得知，当时思南、铜仁、镇远几个府都有河道，各处商人舟楫来往，地方政府以此取税，用作地方财政基金，可以讲都是得水利交通之便。而石阡府只有西门外龙底江小河一条，直通思南府两江口，其中乱石横滩，向来不通舟船，城里没什么商业，只有从当时的板桥场取税以作支撑。板桥之地，开发是很早的，近年出土有汉代和宋代文物，汪育江先生考证，早在宋时，此地便有屯军。明代的板桥朝廷也有屯军，而当时到处都是动荡，老百姓为了生计作想，故于此处安家者颇多，久而人烟成集，车水马龙，商铺多达百十余家。石阡府自然得其便利，每年取税多达两百六十余两，地方公差、劝农、工食、奖励等费用皆依赖于此。

但人是有惰性的，喜欢追求便利；而商人趋利，更是苦心钻研。若在邵家桥、塘头经营，比之去板桥，要省十数里担运费用，所以在邵家桥设集市是商人的思考，占很大原因，毕竟都想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利益。逐渐板桥场开始萧条，邵家桥、塘头渐渐热闹起来了。郭知府万历三十一年当任时，自然不愿意看见这样的结果，复兴板桥场当然不现实，于是想到开通龙底江这条水路，遂上书贵州巡抚江东之，江巡抚听闻此事，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这是一件利在千秋的事，也同意开河道，并亲自作《开河檄》，至今存《瑞阳阿集》，这当然已是后话。

清初，江苏江阴人陈鼎，因家庭缘故客居云南，得以饱览西南山水，最终汇为《滇黔纪游》，至今仍是研究西南的重要文献，其中有一条提到当年的思南府。文曰：“黔中诸郡皆荒凉，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舟楫，货物俱集，而人文亦可观，较之石阡思州有天壤之隔矣！”作为一个外地人、旁观者，评价通常都很客观，但也说明郭知府的判断是对的，正是水道交通之便利才有了思南等地之兴盛。而邵家桥正值乌江中游平缓之处，这一段过去又称德江，按民国时萧海源先生讲，乌江水急滩险，到思南这一段很平稳，舟楫行人得其便利，是有德江之称。从各种记载看，邵家桥能设集市是必然，因为早在弘治年间开始，江西等地居民迁徙至此，如本地的珠池坝邓氏、鱼溪沟的王氏、廖氏、陈氏等皆江右移民，过去在街上还建有江西会馆；包括宋元时此地邵、朱、谢、杜四姓；明初陕西来的赵家，人口在当时也算可观，而附近只有思南场、板桥场，购买物资极为不便，种种情况看，设场更是当紧，商人们自然洞察到了这点。从《贵州通志》记载，万历七年九龙寺的兴建可以佐证，我考证为当时是本镇第一所寺庙，规模还很大，有山门、大雄宝殿、启圣祠、梓潼阁等建筑，而邵家桥场就设于建寺前一年，可见当时人烟密集，不然谈何有开设集市，建立寺庙的可能性。

到了康熙年间，邵家桥迎来第一次动荡，吴三桂领兵经过此地，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集市变为废墟。思南知府刘谦吉的《仙人洞记》记录，“……而独以邵家桥者，负城郭地，初固屋比肩摩，壤相错也，今变而为墟矣！民死于锋镝者，不知几矣；凶年而填于沟壑者，又不知其几矣；即十有一存，而苦于苛政徙他乡者，又不知凡几。一望萧条，鸡犬不闻……”，吴三桂打算设都于塘头，故于当地破坏较小，自此邵家桥失去了比肩塘头的机会。直到乾隆嘉庆间，此地又才恢复旧况，不料咸同兵乱又将原有状态打破，所以一直到民国时，邵家桥只有一条独街，没什么大的发展。每月逢三逢八几日，居民风雨无阻，各处都来赶场，热闹归热闹，缺点就是人多拥挤。遂而清末曾设街道于鱼溪沟沙角坪王家沟，在一排古树的下方赶场，沟上面即王家院子，因只赶一边，故称半边街；河西的凤鸣场未经允许，见势也在渡口沙坝上设场，结果遭人举报，鱼溪沟、凤鸣场两处遂被要求停办。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逐渐形成现今格局，近年又重增陈家寨到镇上一条街，地方特别打造管理，原来的老街道反而没那么热闹了。

犹记得小时候随祖母到仙人洞米市卖自家产的粮食，那时还要到下午才散场，平时最期待的便是赶场。而今街上邓地主家老宅拆了，粮站拆了，邵氏宗祠最后一栋楼也拆了。取而代之是遍地高楼大厦，完全看不出四百多年的沧桑，留给我们只有儿时那深深的记忆，在脑海里挥之不去。